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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章 广泛涉猎（第1页）

在伦敦大学学院学习了三年多后，傅斯年基本完成了了实验心理学的学业。一方面，傅斯年虽然对自己的今后还没有明确的打算，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他不想成为研究实验心理学的专家。另外，也不想花费精力，去搞什么实验心理学的学位。他学实验心理学只是想掌握一门技能，现在，在他看来，目标已经达成。

他的时间很宝贵，他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也就是说，是到了和伦敦大学学院说再见的时候了。

一九二三年九月，傅斯年离开英国来到德国，进入柏林大学学习。

柏林大学，创办于一八一零年，前身是柏林大学，位于德国首都柏林，是一所公立综合类研究型大学、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最高学府和世界学术中心。柏林大学是蜚声中外的高等学府，也是欧洲最具影响力的大学之一，德国精英大学成员。

柏林大学历史上曾产生五十七位诺贝尔奖获奖者。爱因斯坦、普朗克、黑格尔、马克斯?冯?劳厄、玻恩、亥姆霍兹、赫兹、哈伯、薛定谔、韦伯、格林、叔本华、谢林、海涅、魏格纳等一大批学界大师都曾在该校学习任教。

柏林大学是世界上第一所将科学研究和教学相融合的新式大学，被誉为“现代大学之母”。

柏林大学在人文学科领域有着顶尖的声誉和强大的科研实力，其文学、神经科学、哲学、社会学、数学、物理学、生命科学均在世界享有盛誉，各学科均排名世界前列，洪堡大学的法学院是最优秀的法学院之一。

傅斯年进入柏林大学自然是慕名而来，但还有两个更重要的因素：

其一是受柏林大学里两种学术空气的影响，即物理学和语言文字比较考据学。

物理学方面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勃朗克的量子论，当时都是轰动一时的学说。

语言文字比较考据学，是柏林大学传统的、久负盛名的学科。

其二是受柏林的朋友们如陈寅恪、俞大维等人的影响。当时柏林大学的中国留学生甚多，其中许多是傅斯年的同学好友。

傅斯年赴欧洲留学前，在文史领域已打下了深厚的基础。留学期间，在英国伦敦大学研究院主修了实验心理学，选修了物理、化学和数学等自然科学课程。傅斯年转入德国柏林大学，专心选学了“相对论”“比较语言学”的课程，又利用余暇研究马赫的《感觉的分析》和《力学》等现代物理学理论著作，还深入研读了兰克学派的历史语言考据学著作。也选学了地质学、经济学等课程。

傅斯年为什么留学期间广泛涉猎，不专重一个方面呢？有人做了如下分析：

其一，时代的责任感。傅斯年的青年时代正是中国社会黑暗，民族危机严重的时期，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的使命就是推翻中国腐败的封建专制制度，驱逐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改革中国政治，完善社会制度，把中国建成独立、富强的国家。

为此他们必须吸收各国文化的精华，学习各种进步的知识，从整体上了解各国科学技术发展状况。

同时，他们到西方后所目睹的社会现实，也促使他们深入了解各国的基本情况。他们到达的欧美各国，正好是一战后的恢复时期，不论战胜国还是战败国，都在组织和领导人们采取有力措施医治战争创伤，恢复经济。

虽然各国政治制度不同，但在领导国家建设、发展科学技术、重视学术研究、发展新兴学科等许多方面都卓有成效。

这批出国留学的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出国前了解的中国社会与此大不相同，他们所目睹的中国现实是：国家各级政权都已腐败到极点，统治者抱着封建专制统治的僵尸不放，极力维持统治者特权，不思改革。各路军阀相互厮杀，争权夺利，为建立各人的独裁统治而不择手段。国家四分五裂，濒临危亡，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两相比较，自然促使这批青年知识分子深入思考，学习各种有用的知识，以寻求医国救民的途径。

正如当时人的评论：这段期间在欧陆负笈求学的民初中国知识分子，亲眼目睹了欧洲在一次大战过后的满目疮痍，以及战后各国的整建与复原所做的努力，再想起远在万里以外的苦难祖国，正遭逢国内外变局的摧残！因此而激起了一股豪气干云的情操。要“究天人之际”，要“通古今之变”，要救民于水火。

当时，在欧洲的学子们，包括傅斯年、陈寅恪、俞大维、罗家伦、毛子水、赵元任等，这些人日后学成归来，大多数都成了中国现代史里具有举足轻重力量的“秀异分子”。他们后来的成就，和他们这时候的勤奋攻读，兼收并蓄是分不开的。

其二，对知识的渴求。知识的问题是一个科学的问题，往往有这样一种状况，人的知识如同画圆，个人是圆心，圆是知识面，圆画得越大，它的内涵和外延面积越大。人的知识面越宽，对知识的兴趣就越浓，对知识的追求越热烈。

人生有涯，知识无涯。因此，追求知识的人毕生在追求，傅斯年就是很好的例证。他在国内对许多学科领域已有所了解，尤其是中国传统的文化知识已有相当深厚的功底，他希望再用国外先进的科学知识充实自己。

在大学时期，他已开始阅读外文原版著作，但环境和经济条件的限制，他对西方各类学科的知识还只是初步的了解。到了西方以后，开了眼界，许多知识都急需充实，在国内所获得的知识也需要验证。更为重要的是，他需要在学习各种知识时，触类旁通，通博结合，建立自己的知识体系。

傅斯年的同学好友罗家伦对傅斯年知之甚深。他曾分析傅斯年对知识追求的心理，言道：

“在五四那年的夏天，他考取了山东的官费，前往英国留学，进了伦敦大学研究院，从史培曼（Spearman）教授研究实验心理学。这看去像是一件好奇怪的事，要明白他这种举动，就得要明白当新文化时代那一班人的学术的心理背景。那时候，大家对于自然科学，非常倾倒，除了想从自然科学里面得到所谓可靠的知识而外，而且想从那里面得到科学方法的训练。在本门以内固然可以应用，就是换了方向来治另一套学问，也可以应用。这是孟真要治实验心理学的原因。孟真为了要治实验学，进而治物理化学和高深的数学。他对于数学的兴趣比较浓，因为他在国内的时候，就喜欢看逻辑的书，研究皮尔生的《科学规律》（Karl.pearson.的.Grammar.of.Science）和或然律（Law.of.Probability）。后来像金斯（CJ.M.Keynes）所著的《或然律研究》（“Treatise.on.Probability”）一类的书，都是他很欣赏的。所以可以说，孟真深通科学方法.论。当然以贪多务得、细大不捐的傅孟真，他的兴趣决不会限于一方面。他对英国的哲学、历史、政治、文学的书籍不但能看，而且能体会。….…还有一种，这群人的学术的心理的背景若是明白了，可以帮助了解当时那种旁证侧挈，以求先博后专的风气。因为当时大家除了有很强的求知欲而外，还有想在学术里求创获的野心。不甘坐享现成，要想在浩瀚的学海之中，另有会心，‘成一家之言’。这种主张里，不无天真幼稚的成分，可是其勇气雄心，亦不无可嘉之处。”

傅斯年在留学过程中，求知的欲望非常强烈，主要表现是不拘一格，博采并蓄。这或许是人们求学的一种规律，人的知识积累经常如此，在某种学科知识达到一定程度，需要联系相关学科，便立即进行学习和研究，对许多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都进行深入的学习和探讨，以便收到触类旁通，互相引发的效果，在旁征博采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思想学说体系。后来许多对傅斯年有所了解的人，无不佩服他知识的广博，这与他早年的刻苦求学有密切关系。如他的老同事、著名考古学家李济说他：不但具有雄厚的国学根底，对于欧洲近代发展的历史学、语言学、心理学、哲学以及科学史都有彻底的认识。程沧波评论他：“孟真的智慧学识，是值得骄傲的，他真够得上说‘学者根底’，什么问题和他一谈，他可以从根源谈起。关于社会科学的范围内，他够得上‘博大精深’。他的治学方法，集会了中国经史和西洋的科学方法”。

当然，这为一家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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