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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章 梁思永和吴金鼎（第1页）

考古挖掘最起码需要一个和平的条件，傅斯年和李济等正准备在接下来的一九三零年大干一场的时候，很可惜，殷墟发掘因中原大战而被迫中断了。而机缘巧合的是，因为这个中断，中央史语所又开启了一个重要的考古项目。

何为机缘巧合？这需要引出又一个对中国的考古事业，做出重大贡献的著名考古学家吴金鼎。

吴金鼎（1901—1948）字禹铭。山东省安丘县万戈庄人。幼年家贫，由外祖母供应上学，先后就读于安丘德育中学、潍县广文中学（今潍坊二中）和齐鲁大学。一九二六年考进清华学校研究院，读人类学，后专业师从李济先生学习考古学。一年后返回母校齐鲁大学继续任教，并开始对济南周边的历史遗迹进行考察。

其中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二八年两年时间对平陵城以及附近的城子崖进行了六次有目的的考察，并基本确定城子崖为重要历史遗址。

当时齐鲁大学尚不具备独立考古资质和发掘条件要求，吴金鼎把自己的发现告诉了导师李济。

李济收到学生提供的消息，立即与傅斯年等人商量，并联合成立“山东古迹研究会”，决定对城子崖遗址进行有秩序的发掘。傅斯年任委员长，李济为主任，日常工作由已经被聘为“史语所”助理研究员的吴金鼎负责。古迹会成立之后立即开展田野工作，当时临近冬天，因此选择在各方面条件比较便利的城子崖开始。

城子崖的第一次发掘，从一九三零年十一月七日到十二月七日，参加的人员是李济、董作宾、郭宝钧、吴金鼎等六人。采用的是考古层位学的方法，发现城子崖台地的断崖上清晰可见的“文化层”，这次发掘最有特点的出土物是黑陶，其中的黑陶杯“黑如漆、明如镜、薄如纸、硬如瓷，掂之飘忽若无，敲击铮铮有声”。此后，经过吴金鼎的整理，这些新发现文物展现出龙山文化的总体面目。

城子崖的发现对于中国考古学的推进非常重要，可以说是中国史前文化研究的一个里程碑。

一九三零年十一月六日，山东古迹研究会在山东大学工学院召开了城子崖遗址新闻发布会，李济发表讲演，对城子崖遗址的第一期发掘进行阶段性总结，对出土的黑陶遗存在中国史前文化研究上的重要意义给予充分肯定。

吴金鼎一九三三年赴英国留学，一九三七年以论著《中国陶器》，获得伦敦大学人类学（考古学）博士学位。毫不夸张地说，吴金鼎是“第一位获得人类学（考古学）博士学位的中国人”。回国后，他先后在“中研院史语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带领团队在西南地区的四川、云南从事考古调查，被誉为“中国西南地区田野考古的奠基人”。抗战结束后，吴金鼎毅然受邀回到母校齐鲁大学，先后担任文、理学院院长、图书馆馆长等多个职务，主持齐大国学研究所工作，为齐大复员济南，重铸辉煌出力巨多。

曾与吴金鼎在中研院史语所共事多年的著名考古学家石璋如这样评价自己的同事：“吴先生是龙山文化的发现者，田野考古调查约二十次，所得遗址八十四处，发掘遗址二十六处，是带女性员工田野考古的开端者，也是田野考古的先锋。从山东的史前，到河南的殷周，又到四川彭山的汉、云南南诏大理的唐宋，以至成都琴台的五代。时间上下数千年，地区纵横数万里，涉猎经验之丰，文化贡献之多，直到现在为止，在田野工作上来说，有哪一个人能比得上他呢？称得上田野考古第一人。”

一九四八年吴金鼎因患胃癌在济南病逝，年仅47岁。这为后话。

殷墟第四次发掘被拖了一年，肯定是坏事，但是，从另一方面说，坏事又可以变成好事。因为，一九三一年三月二十一日开始的殷墟第四次发掘，迎来了一位新成员，一个为殷墟以后的发掘，带来根本性变化的人——梁思永。

梁思永（1904年11月13日—1954年4月2日），广东新会人，是梁启超次子，梁思成的弟弟。

民国四年（1915年），梁思永考入清华留美班。民国十二年（1923年），梁思永赴美国入哈佛大学研究院攻读考古学和人类学。此间曾参加过印第安人古代遗址的发掘，并对东亚考古学做过特别研究，如早期著作中的《远东考古学上的若干问题》一文，除高瞻远瞩地深人分析有关资料外，还明确指出“……殊无理由原封不动地搬用西欧的型式学和年代学。假若将来的研究显示出该地的一种特有的文化顺序，也不会太出人意料之外吧”，这一科学预见，已为后来的考古发现所充分证实。

留学期间，梁思永为了解国内考古情况，曾一度回国，在清华学校国学研究所担任助教。

在此期间，他做了一件大事，就是整理李济一九二六年发掘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出土的部分史前陶片，对万余片陶片进行了深入分析，写出《山西西阴村史前遗址的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一文。

虽然缺乏能够复原的完整器形，还是就陶片的质地、口沿、器底和柄把的形式分类叙述，对于它们在地层中的分布、变化作了详细的统计，并用图表予以表示。在肯定西阴村和仰韶村属于同一时代的遗存外，梁思永还指出仰韶村的若干器形（如三足鬲和镂孔高圈足豆）不见于西阴村，后来的发现证实，上述陶器为较晚的龙山文化所有。这是最早的一份田野考古分析报告。

尽管所分析的仅限于一个探方的陶片，但整理、分类、统计以及对比研究的方法，都具有示范的作用，对后来考古报告的编写也产生一定的影响。特别是以类型学的方法研究古代器物，在中国近代考古学著作中应属最早的代表。

民国十七年（1928年）九月，梁思永回哈佛大学研究院继续深造。第二年的十二月，梁思永在美国完成了他的另一篇力作《远东考古学上的若干问题》。（此文于1932年载于《美国人类学家》杂志上）。

梁思永在这篇文章中将亚洲东部地区的旧石器时代的遗址分为南西伯利亚群、华北群和印度群，指出它们之间的异同及有待解决的间题，认为没有必要照搬西欧的考古方式，如果东亚有新的文化顺序，也不足为奇。他的预言后来被考古发现所证实。

关于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他将其分为中国和蒙古的北方群、印度支那的南方群和日本与朝鲜的外围群，并指出它们的特征与有待解决的问题。梁思永在文中着重提出了研究方法的间题，一个是叠压地层的问题，第二是分区研究的必要性。前者在后来研究后冈遗址时用于揭示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及殷商文化的文化顺序，后者应用于分区研究龙山文化。这篇文章是中国近代考古研究工作者对以上研究方法的最早的论述。也是中国考古工作者对大范围内进行对比研究的第一篇论著。

一九三零年，二十六岁的梁思永留美归来，加入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

刚到“中央史语所”不久，梁思永即投入了“中央史语所”的“东北考古计划”。因为一九二四年时法国学者德日进曾在赤峰林西发现过一处新石器遗址，梁思永的首选目的地便锁定在了那里。就在整装待发之际，通辽一带突然暴发鼠疫，阻断了行程。恰巧此时，中东铁路的俄籍雇员路卡什金在黑龙江的昂昂溪附近又发现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梁思永立马决定改道，即刻北上。

在昂昂溪，梁思永发掘了二百块陶片、一座墓葬及十余件骨器，并从地面采集了一百多件石器和一件陶器。加上路卡什金先前采集的石器、骨器、陶片等七百多件，共出土标本一千多件。只是因为天气骤然变冷，发掘工作在进行了三天之后被迫停工。于是，梁思永取道通辽，一路南下，将工作计划重新拉回到了林西。

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进行了一趟极为艰难的跋涉，在后来的调查报告中，梁思永回忆道：“这惨黯的境况不但使我们精神感受极大的打击，并且增加了许多行旅的困难。一路上人食、马草、饮水、燃料、宿息的地方没有一天不发生问题。此外再加上贼匪的出没，气候的寒冷，冰雪的阻碍，白昼时间的缩短，我们的行走止息完全受了环境的支配，没有丝毫的自由。”纵使如此，他却没有动过一丝放弃的念头。

早在二十世纪初，位于赤峰东北郊英金河畔的红山就引起了国外考古学家的关注，日本学者鸟居龙藏和法国学者桑志华先后到此进行过考古发掘，发现了八十多处史前文化遗址。在哈佛时，梁思永仔细阅读过二人的调查研究论著，对该区域关注已久。

然而当梁思永终于到达林西，找到了被当地百姓叫作“哈拉海”的沙窝子地时，西北风也刮到了那里。突降至零度以下的气温将遗址地表的土层冻得非常坚硬，无法开掘，只能转而在赤峰一带进行地面的采集。

梁思永在《昂昂溪史前遗址》这篇报告中详细报导了发掘经过，阐明了其文化的基本面貌，他在对细石器的概念的分类标准方面为后来的研究树立了典范，另外，他在昂昂溪所得的材料是数百处细石器文化遗址中几乎唯一的墓葬材料。

殷墟第二、第三次发掘，虽然李济具有很好的问题意识及对学科发展的引领，但田野技术却是他的弱项，梁思永恰恰在田野发掘技术上为殷墟考古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他是殷墟考古过程中第一个真正受过现代科学考古训练的人。

怎么说呢？如果说李济开启了殷墟的考古发掘的话，梁思永则是开启了殷墟科学考古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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