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猎户星座行动（第4页）

杨树林笑着举起了杯。杨东河陪着抿了一口，放下杯说道：“您既然对我推心置腹，我也跟您说几句知心话。我的事不用瞒您，我本是做生意的，日本人一来，买卖黄了，这才回家务农。因为认几个字，根据地时选我当了抗日乡长。这是不脱产的，您知道。我也没条件入党。八路军撤退我犯不上抛家舍业跟他们跑。皇军来了，村里的事还要我出面维持，又当了这边的乡长。这在那边就挂了号也算汉奸了。到了这一步，背着抱着一样沉，我就索性砸锅卖铁，花钱捐了这个区长当。无非将本求利，藉机会捞两个钱。以后好远走高飞，隐姓埋名到外乡混下半世去。可从剿共班的人，高丽翻译眼睛看来，我在八路军那边干过，总有点另眼相待。我混了个两头不是人。觉得头上总悬着两块大石头，从哪一边掉下来都能把我砸烂。您有学问，又比我先走了一步，我想求你指点一条明路！”

杨树林盯着杨东河的眼瞧了好久，看得杨东河心里发毛，脸上极力镇静。

杨树林虽然喝了点酒，但头脑一点也不糊涂。他拍拍杨东河的大腿，笑了笑说：“你不是要说心里话吗，我就直截了当。一，我当了俘虏，不投降就要挨刺刀。我没那个种，叛变了。既叛变也就不幻想再得那边的谅解。也就得干点事取得鬼子信任。二，鬼子不会永远占领中国，我为他干事不能不留后手。日本垮了，天下可不一定就归延安。共产党对叛变的人绝不宽大。可是天无绝人之路，此地不容爷，自有容爷处。三，各人有各人的活法。只要别人不拿我的脑袋买自己的命，我也不赶尽杀绝。别说你没什么形迹可疑之处，就是有，我也睁一眼闭一眼。咱也搞个统一战线嘛。朋友之间可利己不可损人，不然，我这枪子也不吃素。”

杨东河说：“高论，高论。”

杨树林说：“据点里也有人把我视作眼中钉，时时想挤掉我。在皇军那边告我的黑状。这方面我俩要同舟共济。”

杨东河说：“有用我处，你尽管说。咱姓杨的讲的就是个义字。”

“我就劝你多个心眼。刘双喜是个狼，石原是个鬼，这两人无耻无义，靠卖别人的脑袋发家，你要多加小心。发现有什么动静，及时给我通个气儿。咱们也来个联防制度。”

杨东河满口答应，告别而去。临走告诉杨树林，隔一天叫朱强治到乡公所拿钱和粮。

杨东河以为杨树林与刘双喜之间狗咬狗的斗争，是互相在日本人面前争宠，正可利用。

前边说过，刘双喜在旧军队当过小军官。鲁北这片地区，地少人多，干旱缺水，遇到灾年就要外流逃荒。一没文化，二没技艺，在军阀混战年代，最好找的出路就是吃粮当兵。一个人在某个部队站住了脚，后来的堂兄表弟三叔二大老爷就来投奔他“补个名字”，在这种部队里侄子当排长，叔叔当班长，带着一群外甥内弟混粮吃的现象很普遍。“七·七事变”以后，京津附近的部队通过山东往南方撤。撤到家门口，刘双喜就跟几个老乡商量：“这东洋人可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看样这个仗不是三天两后晌能打完的。咱们跟着退到哪里算一站呢？”商量结果，几个人拖着枪装作掉队，就结伙留下了。那时日本军队还没到达铁路两侧，中央军已经退到了黄河以南，八路军在山西作战还没东进，鲁北大地既是权力真空，土匪武装就像雨后的狗尿苔一样成堆地冒了出来。十几个人，七八条枪就拉起个“团儿”。头子姓张就叫“张团”，姓李就称“李团”。也有以头子的外号诨号作团号的，如“胖娃娃团儿”，“崔小辫团儿”。刘双喜也拉起一个团来，自称“喜团儿”。此地拉杆子的有条不成文的规矩：在本乡本土只向驻地摊派粮款，不明火执仗绑票。因为十里八村都有理不清的亲戚关系，也不兴在本县采花问柳。做大买卖要到外乡去。（一般的是到胶东半岛，胶东人航海、从商的多，而且是侨乡）。虽说是“兵匪一家”，到底还是两个行当，隔行如隔山，刘双喜不懂黑道的规矩，刚拉起团来又急着捞财买枪，竟绑了西乡聚源烧锅的票，绑的是东家小姐。东家卖了田地把姑娘赎了出来，已不是完璧，姑娘羞辱难堪，在回家的路上就跳河自尽了。此事传播开来，连黑道人也把刘双喜视为畜生。杨树林是西乡人，在他还没摸枪杆时就对刘双喜极为鄙视和反感了。

杨树林也算书香门第，本人在省立师范毕业后曾作过小学校长，参加过救亡宣传。他想参加抗日，但看不起共产***的队伍。说是国共合作，谁保证不会再翻脸？要当兵还是当中央军，牌子正，装备好。这样，台儿庄大战时，他就南下投中央军，走到半路，碰见一群从前线回来的年轻人，说中国军队取胜后已经迅速南撤了。他们投军扑了空。他又随众人打道回府。走到沂蒙山麓，被从西边开来的115师部队发现。问清他们的来路之后，部队首长热情地接待了这些年轻人，跟他们讲了国际国内形势，共产党的政策，红军整编为十八集团军后的抗战任务。一席话把他们说得心服口服，就自愿参加了八路军。

为了开辟敌后根据地，分出一部分队伍进入鲁北。要找些当地人作骨干，杨树林被选中，一到鲁北就当上了区中队的队长，战争残酷，伤亡大，晋升快，到1940年他就当上了一个县大队的副队长，按习惯人们叫他杨营长。

1942年，战争重点移到敌后，敌人兵力增加，战斗频繁而残酷。在一次战斗中他受伤被俘，开始表现得也还蛮有气节。敌人威逼利诱他都挺过去了，一天夜晚把他和另外四个人押到山沟中，令他们站成一排，喊道：“最后再给你们一次机会，三分钟之内，投降的向前三步走，时间一到，立即开枪！”他们互相看看，谁也没有动摇，杨树林绝望之余反觉得结束受折磨的日子是个解脱。一个过四十岁的老营长带头喊起了口号。声音很惨烈。他也不顾一切跟着喊。刚喊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四字还没喊出来，敌人排枪响了，全被打倒在地。日本兵又走上来每人头上补了一枪，惟独没对杨树林补枪。杨树林还奇怪自己怎么意识这么清楚，两个日本兵把他架了起来，几乎是抬着把他拉回了据点牢房中。回到牢房，看看原本挤都挤不开的草铺如今空旷冷清，只有他一个人还活着，他后怕得哭了起来，觉得千幸万幸，刚才要是死了，没有哪个中国人知道，也不会有人记得他！这是再世为人了。捡回来的这条命他不打算再扔掉，对自己说：“我死过一回，对得起良心了。认了吧，认了吧，只当以前的杨树林死了，从今而后活着的是另一个人！”当鬼子再次提审时，没费多少话，他就交代了在八路军中的职务、干过的事情，在“自新状”上签了名，宣布“投入和平阵营，愿为大东亚共荣圈效忠”。

日军为他开了欢迎会，山崎部队长在会上坦率地说：“为了不伤杨先生的感情，任命他为‘宪兵工作队队长’，只负责内勤研究工作，不强迫他直接参加火线战斗。武装配合皇军战斗的任务由剿共班承担。希望他们密切合作……”当场介绍他与剿共班长刘双喜握手相识。

“宪兵工作队”是个带枪的情报单位，由一些有点文化水平的社会渣滓、无业游民组成（多是由“新民会”等伪组织代为招募的）。总队在济南，杨树林这里只是个小分队。总队的日本顾问每月来视察一次，实际由所在据点的日本军管辖。山崎把它和剿共班当作一文一武两只鹰犬。表面看杨树林和刘双喜是平等搭档，一文一武互相配合，可刘双喜掌握着枪杆儿，清乡、扫荡中能杀能烧，可抢可捞。既比杨树林实用，也比杨树林吃香，钱财权势都压他一头，还暗含对他有监视防备的作用。刘双喜从来就不懂什么叫人情客套，更不讲规矩廉耻，没脏字不张嘴，走路都晃膀子。对杨树林也照样颐指气使。杨树林在日本鬼子面前低声下气没的抱怨，谁让你当了汉奸呢？可在这粗俗卑鄙的野狗面前让先，就有说不出的悲哀和不平。这份耻辱比汉奸的名分更难忍受。时间长了，他思想又有新的变化。心想反正是当了汉奸，大恶之下何求小善，倒是越混得局面大越能保住自己。就暗暗起了搞掉刘双喜把文武两套全抓到自己手中的念头。

杨东河从宪兵工作队回来，就叫宋明通给弄东西。乡公所要随时应付日军需要，香油、黄豆等都很现成，只有棉布到集上买。第二天就是四月初十大集。四月初八是浴佛节，民间停止屠宰，初十开斋。又是麦收前夜，庄稼人也少不得要上集添些木叉镰把，准备收麦。这个集就比往日热闹些。

杨东河正想找宋明通问问东西准备得怎么样，还没出围子就碰到刘双喜跟石原。刘双喜见杨东河穿了件新做的蓝阴丹士林长袍，对石原说：“你瞧杨区长这身衣服怎么样？”石原说：“太漂亮了！”刘双喜说：“你穿的再破，一张嘴也知道你不是中国人。只要从远处看不显眼就行。穿的太破了，太太看着也不喜欢！”

杨东河听出话里有套头，就迎上去问：“翻译官看上我这身衣裳了，那好办，我叫人给你做一身。下一集包你穿上。”

刘双喜说：“那可赶不及。翻译官明天就要进城看太太……”石原来不及制止，便说：“不一定，还不一定。”

刘双喜解嘲说：“区长不是外人。不要对人说就是了。”

刘双喜的护兵范舍成提着一只空筐跟了过来。杨东河一看，明白了八九分，便故意说：“翻译官要看得起，我现在就把衣裳脱下来给你。太太来了，我得表示点心意吧。今天逢集，我去买点礼物。”

石原说：“你不要再麻烦，刘班长正要领我去买点土产，你光把衣服借给我就行，多谢多谢。”杨东河回屋脱长袍，招呼刘双喜随他进去。在屋内对刘双喜说：“你给翻译官送礼，算上我一份好不好，我也交交这个朋友。”刘双喜拿着架子说：“他请假进城的事，要守秘密。搀和的人多了太显眼。怕他不愿意。”杨东河说：“那好办，我出钱不出面。我叫乡长宋明通随后追去。你只管挑东西，由宋明通付钱。以后我再跟宋明通结账。”

有人出钱，刘双喜何乐不为，点点头笑着走了。宋明通来报告给杨树林的东西已准备齐。杨东河便告知他“如此如此”，宋明通一边听一边骂娘，还是接受了任务。宋明通走后杨东河就找到朱强治，告诉他中午一过就到乡公所去取东西。同时请他转告杨树林，刘双喜正在集上给石原买礼物。为什么送礼还不知道，请队长详查。朱强治回去就报告了杨树林，还为杨东河添枝加叶说了些好话，说此人对队长十分忠诚。

杨树林估计石原要了东西也是往城里送，就把跟踪刘双喜二人的任务交给了朱强治。

杨东河缩回屋里再不出围子门一步。天塌下来也沾不上嫌疑。

邓智广又来马腰坞赶集，正在牲口市上转，忽然看到有一帮人说说笑笑的走过来。赶集的老百姓都让开了路。走在前边的正是石原。小邓心中奇怪，不是说石原从不赶集吗？再一看今天的打扮更奇怪。他平时从不扒下日本军装，今天却换了身新宝蓝色长袍，札着古铜色搭包，一派中国买卖人打扮。脚上却还是那双破了的日本大皮鞋。他身旁跟着刘双喜，刘双喜身边紧跟一个剿共班的小卒儿，名叫范舍成。

范舍成和邓智广是同村人，家中贫穷，邓明三当伪区长时把他叫来当了跟班儿。邓明三约刘双喜打牌他伺候过牌局。邓明三下台，他觉得再给新区长跟班不够义气，找到刘双喜求他赏碗饭。刘双喜觉得这孩子还机灵，就收下他随身伺候。

范舍成手提着个大篮子，跟在刘双喜身后。刘双喜边走边指着地摊上的东西问石原：“要这个不？”石原一点头，刘双喜就捡起来扔进筐里。伪乡长宋明通紧跟在后边替他们付钱。石原不断地点头，刘双喜不断地捡东西，宋明通就不断地付钱。邓智广有意迎着他们走去，想跟宋明通搭句话。宋明通看出他的意思，冲后边咧了下嘴。邓智广才看到距离十来步远，还尾随着个宪兵工作队翻译的朱强治。邓智广看出他是在暗地跟踪刘双喜等，便不再跟宋明通找打招呼。宋明通眼睛朝村内一甩，扬头走了过去。邓智广会意，马上转身走往南街。到了一家小饭铺门前，看见门口地上还戳着“税务代办所”的牌子，就知道刘四爷还没走，掀帘走了进去。

（刘四爷这牌子是他自己命名，自己树的。平时放在小饭铺案板底下。赶集时拿出来戳在门口，在饭铺里占一张桌子，连喝酒代收税。集一散收起牌子，就上雇主家去送钱。钱在自己身上从不过夜。这牌子是马腰坞集专用。在别的集上他不挂牌，也不用任何名号。）

小邓走近刘四爷的桌前，叫了声“四大爷”！

刘四爷把手中端的酒杯往嘴里一放发出“吱”的一声响，又哈了口气，笑笑说：“来了爷们儿？我正等着你呢！说吧，吃锅盔还是吃面条？”

邓智广说；“面条不顶时候，还是锅盔吧。”

“吃锅盔我还得搭上盘黄瓜菜，你倒不傻！”刘四爷一边往他的“吊山勾”里装烟，一边冲跑堂的喊道：“爷们儿，来俩锅盔，切四两驴肉拌个黄瓜菜！”

等黄瓜菜来了，他又要了二两酒，手扶着酒杯，小声对邓智广说：“锅盔带回去，吃了黄瓜菜赶紧去报信儿。高丽棒子请了假明天进城。跟乡里送果子（当地人称花生为果子）的大车一块走……”

邓智广狼吞虎咽把几块驴肉填进肚子，揣起锅盔，急忙赶回驻地，对尚武一五一十报告。尚武说：“送果子的车一般是四更天出门，晌午头到东关。赶快给武工队送信。你先休息，我跑一趟！”

武工队驻地距敌工科有三里路，尚武赶到那里，他们正睡晌觉的睡晌觉，擦枪的擦枪。尚武找到陆队长，立即开紧急会议，决定趁石原进城之机，半路上把他除掉。现在就写好布告，石原一死马上张贴。尚武的文化水平最高，推他来执笔。尚武极其兴奋，稍作沉吟，就拟出了布告：

查原日军翻译高丽浪人石原，认敌作父，为鬼作伥，烧杀抢掠，罪大恶极。四月十一日该犯在进城途中为我抓获。对其罪行供认不讳。抗日政府依中国人民要求，判处死刑，验明正身，当即执行！

警告伪军政人员，认清形势，弃旧图新，立功赎罪，既往不咎；执迷不悟，死路一条。尔等所作所为，我军皆有记录。好事加红点，坏事涂黑点。清算功过，区别对待。对顽固不化者，坚决严惩不贷！特别警告刘双喜、杨树林、杨东河等铁杆汉奸。尔辈罪大恶极，只有黑点，尚无红点。再不幡然悔改，石原就是你们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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