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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3部分（第1页）

这时，他们开始讨论一些异想天开的计划：以西欧最优秀的人民去开拓俄国被占领区，因为在这些日子里，他们经常鼓励青年人和农民承担起到东方地区去建立反布尔什维主义的农民壁垒的工作，党的冲锋队（即SA）被派遣到东方去促进殖民计划，而德国许多大学里则全开办了“东方问题研究”的讲座和机构。据称，自从1942年6月荷兰东方中队成立以后，三百万荷兰人可以在俄国被占领区内开辟的“现代殖民地”上过起较为美好的新生活。就德国本身而言，开拓东方地区据望可以大规模地重新分配边远地区农民的土地，而这久已是纳粹最渴望完成的计划之一。

纳粹技术专家和宣传人员提出的另一个同样狂妄的计划是：开发大空间的自然资源，并使成员国在物质方面彼此更为接近。为了弥补这个地区燃煤供应的日益减少，他们打算利用地中海和刚果河流域“潜在的水力资源”供欧洲工业使用，并在直布罗陀海峡兴建一座巨大的发电水闸，利用“大西洋流入的海水”去推动涡轮机。同时，还计划铺设一条“横跨欧洲的铁路”，把顿涅茨盆地同威斯特伐利亚的工业区连接起来，使西方可以较为方便地获得东方的丰富矿藏。将来有朝一日整个俄国“向欧洲开放”的时候，可能还将铺一条四米宽轨距的铁路，连接东西两方，上面行驶六米宽和七十米长的大型客车，其车速将高达每小时二百五十公里。欧洲的运河系统也将大规模地改进——包括完成奥得河…多瑙河之间的运河工程，使黑海与波罗的海连接起来，还要开掘一条“欧洲苏伊士运河”，通过阿尔卑斯山，使上莱因河与波河连接起来。德国的邮电部门也将把电报和电话设备改进得焕然一新。据说，他们已经同“欧洲的所有邮政管理部门”合作，“正在制订一项成立一个综合性欧洲邮政联盟的计划”。

就领土方面讲，要建立大空间就需要接受许多全新的概念，并且要修订一些原有的概念。以德国本身而论，它必须突破“俾斯麦帝国”的狭窄边界，因为今天的德国是“作为一个超国家的主宰者”，正“承担起超出民族国家范围的责任”。因此，“德国的概念”不再受“地图上标明的任何边界”的约束。还有，大空间本身“并不是一个地球物理学的概念而是一个地缘政治学的概念”，因为“整个领土可以成为凌驾于国家领土之上的一个统一体”（人民空间）。这样，大空间的地理界限不需要以任何现存的边界来划定。维尔纳·戴茨这时提出了“真实的和幻想的大生存空间”这个令人争论不休的课题。他称真实的大空间为“国际大家庭的自然生存空间”，它的特性、范围和形式，都是来自这种“国际大家庭”的“生物本质”。他把“欧洲国际大家庭”的大生存空间列为地球上六大主要地区之一。1942年3月8日的《德意志矿业日报》曾经较为含糊地提到一个“大西洋欧罗巴经济空间”。

就行政管理方面讲，大空间的组织所引起的问题，显然将通过把主宰民族理论同领袖原则密切结合起来的方法加以解决。前者是纳粹在对外关系中逐渐发展起来的，后者则是他们在管理国家方面坚持要遵守的。因此，大空间行政管理的拱心石是“领导民族”，他们把“大空间结成一个统一体”，并且“制订出大空间秩序”。领导民族行使领导权的方式必须根据“实际观点来决定”，所以大空间的行政管理可以是以下四种形式之一：（1）结合管理：领导民族将通过外交代表“制订和指导”政策；（2）监督管理：领导民族将行使严密的监督权；（3）政府管理：“所有主要的行政工作将由领导民族的行政管理机构办理”；（4）殖民管理：“在这种管理形式下，大空间的人民根本不可以参加行政管理工作”。不论采用这些形式中的任何一种，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的整个格局都将发生剧烈的变化。国际法不可避免地将被抛弃，因为如同维尔纳·贝斯特指出的那样，“大空间的秩序和大空间的行政管理，构成了一种新的共存的法律宪章，以前自由主义时代的‘国际法’和‘宪法’这些名称都不再适用了。”中立的原则也不能接受。“世界的改组”，其“结果可能产生出几个大区域，区域之间仍有可能发生战争”，但是这些大区域内的个别成员国要想“不参加这种战争，特别是欧洲的战争”，那是不可想象的。或者，象另一个纳粹评论员更加露骨地所说的那样，有哪一个小国有充分的独立性，能够在大国面前保持中立呢？中立的危机实际上是我们大陆结构的危机，是旧秩序和帝国崩溃的危机，也是新朝代诞生的危机。小国已经成了无情的历史发展过程的牺牲品，唯一的问题是：它们在屈服时是不抱任何希望呢，还是充满希望。

德国对大空间宣传的基调总是随着军事形势而变化的。在1943年初斯大林格勒惨败的冲击下，主题就完全改变了。这时，他们不仅把殖民主义扩张的调子小心谨慎地降低了些，而且对帝国主义空间的谴责也变成了当时的风气。他们强调指出，德国正从事于保卫整个欧洲大陆的一场战争，新秩序的建立只有在布尔什维克的危险过去以后才能加以考虑。在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会谈后于1943年4月11日发表的冗长的公报中，德、意两国强调了这一意见，它们着重表明决心消除来自东、西两方的对“欧…非”地区的威胁，作为它们对保护欧洲文明的共同贡献。在1943年2月3日德国外交部新闻司发布的新的宣传指示中，国外的德国使团奉命采取这一方针：“英美和布尔什维克的胜利不会带来和平、安全和繁荣，只会带来另一场残忍的战争”，而欧洲则应被描绘成只有一个选择：“不是布尔什维克的混乱，便是有利于所有国家的欧洲新秩序”。欧洲军事堡垒内的“欧洲合作”，这时成为德国最流行的宣传口号，甚至促使绍克尔在结束他对外国工人的发言时也高呼“新秩序万岁！”尽管象戈培尔不得不承认的那样，德国人过去一直“象魔鬼避开圣水那样”避免使用这种词句。有一时期，有人甚至建议，轴心国可以把它们的国际义务正式订入欧洲宪章。事实上，2月底里宾特洛甫访问罗马归来后，他们的确宣布要制订一项共同的欧洲纲领，并且给人以“欧洲法”随时即将公布的印象。

从德军在斯大林格勒投降的那天起，到战争结束时为止，除了涉及俄国的威胁外，很少议论到新秩序。在这时期，德国宣传机构所关心的一方面是尽量缩小自己在领土方面的愿望和野心，另一方面却是夸大苏联的侵略计划。为了想把苏联宣传成为最可怕的怪物，戈培尔于1943年11月命令他的所有宣传机构搞一次他所谓的“新的大规模反布尔什维克运动”，利用红军军事方面的胜利，借题发挥，“使欧洲和我们的敌人毛骨悚然”。同时，德国在欧洲称霸深为可取云云的暗示，宣传起来比以前要谨慎得多。这时，他们只强调这一事实：德国仅仅希望在邻国中居第一位。戈培尔在1943年3月11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声称，德国的目的是建立一种“不是凭武力和强权来维持的，而是以自愿为基础的”新秩序。据说在这种新秩序中，“没有‘大国’、‘中等国’和‘小国’”，只有“历史上独特的有形实体，它们彼此间的关系以及同整体的关系，不可能也毋须建立在一种抽象的理论公式上”。为了使这种论点听来可信，宣传部现在发现有必要收回在对苏联发动进攻后自己向中立国所说的一些刺耳话。因此，它的语气变得痛苦惋惜，说是可惜这些国家对布尔什维克带来的共同危险和德国作战的真正目的全没有较为注意。在这一问题上，有一家报纸甚至断言，德国发动战争不是为了征服邻国，而是为了履行一项有利于欧洲各国人民的使命：“我们不是盲目而疯狂地想征服其他国家的人民才跨越过边界去的……我们是以新秩序和新正义的先驱者身分前往的”。笔者希望，本书以后的章节将对这种说法提供一篇适当的评论。

读过希特勒在1939年到1941年间这段时期里发表的演说的人，一定会注意到一项显著的差别：关于德国对欧洲新秩序的计划，希特勒闭口不谈，而他部下某些人却口若悬河。的确，尽管在1941年初纳粹曾开动全部宣传机器为新秩序这一概念进行宣传，尽管三国公约的第一条和第二条措词那么明确，但是希特勒本人对新秩序却始终没有加以详述，甚至也没有试图说明它的意义。诚然，1939年10月6日他在国会发表讲话时曾经用过“新秩序”这个词，但那只是涉及两件具体的事情（解决东欧的问题和改组国际贸易）而已。其次，在1940年的新年文告中，他提到德国人是“为了建设一个新欧洲而作战”的；在1941年1月30日的演说中，他称1941年为“伟大的欧洲新秩序年”。1940年11月，莫洛托夫访问柏林时，似乎决心要把“欧洲和亚洲的新秩序”这句话的真实意义搞清楚。但是当他要求希特勒阐明他对这一问题的见解时，希特勒只从“自然利益”出发来说明三国公约的目的，显然并没有提到纳粹宣传中所解释的新秩序的较为广泛的目标。在1941年的新年文告中，他露骨地承认，战争时期急需解决的问题不是什么政治制度，也不是什么特殊的国际结构。只是到了1944年1月30日，新秩序的寿命显然已经指日可待时，希特勒才在他的一篇讲话中勉强提到纳粹自称代表“欧洲国家大家庭（dieeuropaische

Volkerfamilie）”所承担起的任务。甚至在那个时候，他也还是没有把霸占外国领土的行径说成是代表欧洲的一项行动，他只是说要把那些德国人居住的、过去属于德国的、或者经济上是德国所不可缺少的国家加以统一。

希特勒本人对新秩序的种种宣传一般总抱冷漠的态度，这一点不仅在他对德国作战目的的公开宣言中有所反映，而且也表现于他不愿意考虑他的顾问们向他提出的某些建议。这些顾问建议按照德国政论家不时提出的比较开明的方针去改组欧洲大陆。德国外交部显然至少有两次向他提出了这种性质的建议，可是两次都立即遭到拒绝。第一次是在比利时投降之后，冯·施特恩格拉希特（后来是德国外交部的国务秘书）向他建议成立一个欧洲合众国；第二次是在1942…1943年冬天，当时里宾特洛甫显然已经拟好了一项计划，准备在德国的领导下使各被占领国家重新取得一定分寸的独立。

每当希特勒考虑重新安排欧洲地图时，他所想到的就是征服，接下去在可以办到的地方就直接并吞。戈培尔曾经扼要地说明了希特勒在这方面的态度。1941年2月11日，他在体育馆发表演说对，直截了当他说明德国是在为它的生存空间而战，“至于生存空间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可以等到战后再去讨论”。关于希特勒如何追求生存空间一事，在1940年法国沦陷后暴露得特别清楚。他对法国战败的第一个反应是强迫法国割让大片领土，把它们并入德国版图。接下去，经过仔细考虑后，他打定主意：从英帝国方面或许可以获得更多的利益，于是他推迟了肢解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工作，以便使后者能追随德国进攻英国。最后，当英帝国拒不屈服时，希特勒又把注意力转向东方，因为对苏联发动进攻似乎使他可以获得他在其他地区不能得到的大片领土。

希特勒改组西欧的初步计划，载在1940年6月19日在戈林总部召开的一次会议的报告里，因而保存下来了。该报告表明，希特勒当时已经决定要把挪威和卢森堡变成德国的一个组成部分。比利时的地位则仍在考虑之中，因为德国有可能给予“佛兰芒人特殊的待遇”并建立“一个勃良第邦”。至于法国，阿尔萨斯和洛林将“重新并入”德国，同时还将成立一个“布列塔尼自治邦”。法国不得不付出的代价还不仅是这一点，因为希特勒显然还想并吞法国北部和东部的大片地方，“这些地方根据所谓历史的、或者政治的、人种的、地理的理由，或是根据任何其他的理由，可以被认为是不属于西欧而属于中欧的”，因此他授权内政部的施图卡尔特根据这种方针去拟订一个肢解法国的计划。

可是，希特勒经过仔细考虑后，似乎已经断定，“将来对英国作战时，倘使以可能的最为有效的方式”同法国人“合作”，那就对他更为有利。在这阶段，把力量集中在英帝国的“破落产业”（1940年11月13日他同莫洛托夫谈话时这样形容它）上，似乎可以获得较多的利益。因此，希特勒决定：他“不准备并吞法国（看来俄国人原是这么揣想的），他只是想组成一个有共同利害关系的大国的世界性联盟，包括西班牙、法国、意大利、德国、苏俄和日本”，并且是“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从北非到东亚”想牺牲英国来满足自己的所有国家的“一个联盟”。如同里宾特洛甫所说的那样，希特勒对俄、德、意、日四国势力范围的划分问题的确作了长时间的全面的考虑，并且开始意识到，“使它们的生存空间发展的势头正常地全部指向南方，将是明智的方针”。日本已经转向南方了，但是它不得不工作几世纪，才能巩固在那里获得的领土。同样，意大利也将向南方，向北非和东非扩张。至于德国本身，它已“同俄国划定了自己的势力范围”，等到西欧的新秩序建立起来后，它也将向南方，即“在中非境内德国以前的殖民地”寻求生存空间。作为德国的势力今后将向“南方”扩张的一个保证，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显然准备在使苏联加入三国公约的那项协议草案的第一个“秘密议定书”内写入一项声明，大意是：除了“在缔结和约后，欧洲各国的领土将进行的调整”外，德国的领土要求将指向“中非地区”。

因此，在1940年夏末和1941年春天之间的几个月里，希特勒的真正意图这一次倒是由纳粹宣传人员忠实地反映出来了，因为希特勒显然准备承认，德国的命运（至少是它最近将来的命运）在于南方的非洲。如同希特勒在1940年9月17日同苏涅尔会晤时告诉他的那样，他并不把德国在中非获得“一大片殖民地”看作是一片“移民区”，因为德国在欧洲大陆上已经“拥有足够的”这类土地了，他只把它看作“一种提供原料的殖民地”。这将意味着，对法国作出某种让步，并对维希政府的各种缺点假装没有看见，只要他的计划在开始时不会由于法国和它的北非领土之间的关系破裂而注定失败的话。因此，法国暂时将承担起非交战国的任务，这就是说，它必须“在它控制的地区内，特别是在非洲殖民地内，容许并尽力以它所能支配的一切支持德国军事领导当局所采取的各项措施”。

然而，由于西班牙最后不愿意同新秩序共命运，这项重大的非洲事业终于落空，因为“向非洲进军”取决于西班牙的合作。佛朗哥将军从一开始就为西班牙的合作索取很高的代价。他在1940年6月提出的西班牙参战条件的一份备忘录里，坚持要满足西班牙对直布罗陀、法属摩洛哥、奥兰、里奥德奥罗附近地区和几内亚湾各殖民地的“民族的领土”要求。希特勒并没有因此灰心，他还是想设法使西班牙和法国的观点调和起来，并说服马德里和维希，使它们认识到，倘使轴心国在非洲的事业成功了，它们将会有“更为广阔的前途”。但是尽管佛朗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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