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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67部分（第1页）

我们竭诚希望你们同意这几点。但英王陛下政府方面有必要讲明，倘英国政府的要求到11月22日上午10时尚未得到满意答复，中东常驻国务大臣已接奉本国政府命令，为了军事需要，将在黎巴嫩立即宣布戒严。戒严令的实施，包括由中东总司令或第九集团军总指挥官作为他的代表负责管辖这个国家。

到11月22日上午10时，这个共和国的总统和其他黎巴嫩部长如尚未获释，他们将由英军予以释放。

我们必须代表英国政府声明，如有必要在上述情况下宣布戒严令时，这种措施并不涉及任何政治后果，更不应将此作为英王陛下政府希望或意图在近东以英国势力替代法国势力的表现。

贾德鲁评论说，这样的要求不应该送给他而应送交民族解放委员会，并说这种做法使他想起了法绍达时期。他否认英国有权宣布戒严令，确认该委员会业已作出决定召回埃勒，不过要按它自身的日程表办理。

贾德鲁于11月20日将英国的这份“最后通牒”转送到阿尔及尔时指出，拒绝接受英国“专横跋扈的行动和侵犯行为”可以维护法国的“民族尊严”，但会导致法国最终退出近东。因此，他建议采取宽宏大度的全面大赦和补救的姿态，也就是使所有在押的部长都官复原职。这是他在那天会见里亚德·索勒赫之后，认为可以使法国不致失去国威而行之有效的办法。但在21日，阿尔及尔委员会仍在作徒劳的挣扎，坚持“民族尊严”，虽宣布召回埃勒和释放黎巴嫩各部长，但是只让贝沙拉·扈利复职，据说贾德鲁已被邀请同他“谈判在黎巴嫩迅速恢复宪法生命的必要措施”。22日，部长们的获释在黎巴嫩受到“激动万分、欢欣若狂的”欢迎。在贝鲁特，士兵禁止外出；上有黎巴嫩柏树标志的法国三色国旗从政府大厦被扯了下来而代之以民族主义者的红白红三色旗，上面也有柏树标志。对贾德鲁来说，情况已很明显，阿尔及尔委员禁止黎巴嫩内阁复职将会造成灾难，他于是在22日向委员会汇报了这一情况。下一天，获释的总统和部长们回到政府大厦，官复原职，国会重开，总理发布命令，总罢工必须停止。这时候，法国民族委员会终于接受了贾德鲁的意见，并恢复了符合宪法规定的现状。当晚，贾德鲁在近东电台发表演说，其结束语是：

法国有必要作出你们从中将看到它的自由主义和崇高精神的姿态。它已作出了这种姿态，别人可能认为代价过高，但它没有听取规劝它缩手不干的意见，因为它深深懂得善意的行动会得到你们内心深处的响应。现在法国纠正了它所犯的错误。它忠于它的诺言、义务和职责。因此，请信任它是尊重你们的权利和自由的，如同它信任你们尊重它在你们土地上构成它的道德传统和地位的一切那样。

据估计，黎巴嫩的伤亡人数是死亡在十六人至二十二人之间，受伤在六十六人到九十五人之间，而法国人则根本没有任何伤亡。在两次已经证实的事件中，游行示威的青年曾分别受到机枪扫射和履带式小型装甲车的冲击。《泰晤士报》的一个特派记者作了颇有远见而公正的总结：

黎巴嫩事件对小国来说，是对大西洋宪章和对同盟国战时诺言的一次考验。对阿拉伯世界来说，这是第一次，也是获得胜利成果的一次反抗欧洲统治和支持阿拉伯国家的团结。……对犹太人来说，这已表现为一个危险的信号。对法国来说，这是一次痛苦的屈辱，似乎证明甚至它的莫逆之交也会见利忘义，乘其衰弱之机，图不义之利。最后，对英国来说，这已成为争论和自我检查的根源。……

有人也许要问……大西洋宪章中的经济和社会条款，是否会象政治条款那样强有力地引起当前在叙利亚和黎巴嫩受命行使主权的那些集团的注意。家族，就其广义说来，仍是效忠的主要核心。其次是朋友和支持者；雇员、工人和其他同胞就等而下之了。宗教，根据个人和环境情况，在这等级森严的社会中，不是占最高的地位，便是处于最低的地位。

因此，还得谈一谈一个论点，即在黎巴嫩引用大西洋宪章来将权力从一个具有一般效率的外国统治移转到一个并不比外国统治高明多少而几乎是如出一辙的政府；由于叙利亚和黎巴嫩有政治头脑的城市居民，除了一些有职业或经商的以外，通常都是进行残酷剥削的半封建的地主，所以很少人有资格可视为人民。法国官员是很容易受到贪污腐化的指控的，也易犯政治偏见。就此也可说，对于人民，这次变动也许会证明是微乎其微的。近东在法国人上台之前早已腐败了。

11月29日，据宣布，对驻黎巴嫩的法国高级官员进行了清洗：贝朗、伯格纳、总代表的顾问、公安总监和驻黎巴嫩政府的代表均被撤换。贾德鲁于12月16日从阿尔及尔回到近东与两国政府协商解决办法。两国政府是否有权修改宪法的问题则被审慎地避而不谈；里亚德·索勒赫终于在23日得以宣布法国业已同意于1944年1月1日将所有立法和行政机构，包括公安总部，全部交还给这两国政府，对叙利亚贝督因部族的管辖权也一并同时交还。这些行动标志了叙利亚和黎巴嫩独立的有效开端。过去向由法国管理的两国之间有“共同利益的事业”也将移交，但是法国代表团将保留“社会救济、教育和文化等事业”，这些事业过去主要是由法国资助的。这就很快地成为不和之兆：《叙利亚回声报》于1944年1月5日登载了一篇贾德鲁接见记者的报道。贾德鲁在接见时指出，法国就这样把在近东“进行社会活动和施加文化影响的手段”完全保持在其权力范围之内；它还保留了由法国招募、武装和发饷的二万五千名当地军队的指挥权，这样它将继续保证这个国家的安全并保护它防范敌人的冒险行为；而这问题在战争结束前，不能设想会有其他任何解决办法。这次发言在叙利亚激起了强烈反响，群情激动，要求成立一支国家军队。国防部长宣称这个问题将在贾德鲁下次巡视近东时解决。1944年2月8日签订的英法金融协定，规定了法郎对英镑的新汇率，并规定叙黎镑同贬值的法郎脱离联系，但对英镑则应保持八点八三比一的汇率。叙利亚财政部长乘此宣称叙利亚镑不再受任何外国货币的束缚：法国委员会已保证偿还维希政权送往法国的黄金，并重估法国的通货和证券，后两者是构成叙利亚发行纸币的另一部分后盾。

叙利亚报刊赞扬新任总代表贝内将军对两国的谅解态度；但是，一个反对里亚德·索勒赫政府的候选人在黎巴嫩北部的补选中重新当选，却在贝鲁特引起了一次新的“事件”。据报道，内阁于4月27已接到警察部门的报告说，这位新议员正由举起法国旗的队伍护送前往议院，而在议会大厦周围则已由警察布下了警戒线。当一个身穿法国军服的人要在议会大厦大门上升起一面法国大旗时，他被人群中的一名记者开枪射倒。这是警群双方相互射击的开端：据黎巴嫩官方报道，约有六人死亡，十七人到二十人受伤，大多数是警察。随即实施了宵禁，武装部队在街上巡逻；据报道，里亚德·索勒赫己在议院宣布“要对那些卖国贼采取铁的手腕”；不过宵禁还是在5月1日解除了。可是到了2日，当黎巴嫩、法国和英国当局正在平息骚动的时候，总代表却发布了一份简要的公报，而在3日，阿尔及尔的官方发言人宣称这次事件是“被人策动来加剧已处于困境的内部局势的”，并宣称，里亚德·索勒赫的态度“尤为不合情理”。阿尔及尔非官方人士声称，贝内将军是被迫干预，以阻止黎巴嫩政府下令对反对党议员进行大逮捕的，并由此得出教训：“英法在中东的利益是不可分割的，凡是危及一国的，终将危及另一国。”继贝鲁特示威游行之后，大马士革也发生了一次事件，不过不那么严重。在保守的穆斯林人士中间，谣言四起，说穆斯林妇女将要除去面纱。谣言集中在法国军官俱乐部将举行的一个舞会上，这个舞会是为穆斯林妇女支持的一个慈善机关募款而举办的。5月20日，一个代表团访问了警察机关和叙利亚的内务部长，查询关于穆斯林妇女将不带面纱参加舞会的说法。当代表团和部长在一起时，清真寺中议论纷纷，反对叙利亚政府，因为它允许所传的那种放荡行为。游行示威的人和受雇的暴徒组成了队伍，意图进攻法国俱乐部，最后不得不用警察把他们驱散。

夏季，法国不声不响地把“共同利益”的更多部门移交给两国政府，但是坚持必须同法国签订条约才能移交特种部队，而两国政府则强烈希望把它移交过来，以便各自改编为它们的国家部队。10月7日（这一天，获得解放的巴黎已再次成了法国的权力中心），《费加罗报》宣称：

叙利亚和黎巴嫩两国政府最近要求我国政府放弃在法国军官指挥下服役的特种部队的指挥权。这些保安部队是忠诚的部队，热爱他们的指挥官，所以他们对这种要求已感不安。他们不愿转而受叙利亚和黎巴嫩两国政府的管辖。况且，黎巴嫩和叙利亚的主张同现有的协定是正面抵触的，现有的协定赋予我们在这些领土上保留驻军的绝对权利，至少要到战争结束为止。

法国政府已表示坚决反对这一要求。

我们知道，英国政府在商讨这个问题以后，业已宣布同意我们的意见，并重申他们的观点，在有关叙利亚和黎巴嫩的问题上完全忠于法国。……

11月6日，同一报纸声称：

这些军队对于我们保障这些国家的秩序是必要的，因为我们对这些地区的安全负有责任。何况按战略形势看来，在叙利亚和黎巴嫩对轴心国作战的可能不复存在，但许多英国军队却驻在那里。

不过，伦敦最有权威性的发言已向法国作出了满意的保证。丘吉尔先生和艾登先生的声明以及首相府的信件都告知了法国，英国的愿望是要看到我们的国家通过同这些国家签订条约以保证它处于优势地位。在此情况下，我们同这些国家的关系，将与英国同伊拉克的关系相似。

然而，英国某些代理人的行动，有时候似乎是同伦敦一再给我们的正式保证背道而驰的。

可是，里亚德·索勒赫于11月14日宣称：“同任何强国缔结任何条约决不是我们的心愿，因为我们希望不受任何约束地去出席和会”；叙利亚外长两天之后重申这一声明并作了补充，他说，叙利亚对丘吉尔和戴高乐最近在巴黎的会谈毫不担心：叙利亚的独立是已成和公认的事实。叙利亚和黎巴嫩政府在控制特种部队的愿望受到阻挠之后，便要求扩充和重行装备已由他们自己控制的宪兵队。斯皮尔斯支持他们的要求，但是法国人反对，声称其动机是要把宪兵作为特种部队的对手；最后英法政府达成妥协，由英国人供应宪兵队一定数量的武器，而不迁就任何一方。

12月5日，英国外交部宣布：

爱德华·斯皮尔斯爵士已要求他的辞呈能被接受并于12月15日起生效，因他急于要回议会工作。1941年以来，爱德华·斯皮尔斯爵士在叙利亚和黎巴嫩杰出地代表了英王陛下政府。

爱德华·斯皮尔斯爵士回国，并不表示英国政策有任何改变，而是完全出于他个人想重返议会工作的愿望。

据报道，斯皮尔斯在近东为他举行的一系列的送行会上曾说，他要在下院的席位上使那些关心叙利亚和黎巴嫩的人们知道这两个国家的事态发展，在会上他并曾力劝黎巴嫩人培养睦邻关系和维护他们内部的团结，抵制“模棱两可而有偏见的宣传”，那些宣传是企图在它们中间制造麻烦和散布互不信任的。

法国要求签订一项范围广泛的教育协议，以巩固法国在近东的教育阵地，叙利亚议会作为回答，于12月份通过了一些议案，其中特别是规定在小学里废除教授外语（即法语），因为这与欧洲和美国的初级教育原则不符，并规定在中学把英语放在与法语同等的地位。议会教育委员会主任对批评意见答称，语言教学在中等学校将会加强，这样，新法律“在加强我们青少年国民精神”的同时，也为接触“伟大的西方文化”作充分准备。1945年1月，叙利亚国防部长宣布了议院一致通过的组织国家军队的方案。1月25日，戴高乐在记者招待会上说：

在叙利亚和黎巴嫩，曾为法国制造了严重而不愉快的麻烦。法国是承认这两个国家独立的第一个国家，它在那里有着突出的地位，它将保持这一地位。法国要使它的叙利亚朋友和黎巴嫩朋友实现真正独立的愿望，因外来干扰而复杂起来了。要是没有这些干扰，大马士革政府、贝鲁特政府和法国政府之间早就会达成协议。我们深切希望这些干扰将会消弭。

同一天，大马士革爆发了反法示威，并很快地蔓延到叙利亚其他城市。法国在大马士革的驻军以坦克和装甲车在街道上举行了反示威。叙利亚总统于是要求法国人禁止他们的士兵外出，以免引起冲突。但是，叙利亚的内政部长也许误解了总统的意图，向法国当局提出了应从大马士革撤退其全部军队的要求。经盟国进行外交调停之后，法国同意暂时禁止士兵外出。2月2日，法国外长向内阁汇报了近东最近的情况；据宣布：

法国已下定决心，坚决维护它在这两个国家的突出地位，并为此目的继续控制武装部队，借以在那里维持秩序。外交部长给贝内将军的指示，没有任何可误解的余地。

对此，黎巴嫩驻伦敦公使（杰米勒·夏蒙）于2月5日代表叙利亚政府并以他本人名义发表评论说：

这是叙利亚和黎巴嫩所不能接受的，我们已被通知，不论是美国人或是俄国人，都不愿意看到我们给予任何一个大国以特殊地位，他们已经无条件地承认了我们的主权和独立。……

法国当局深知，出动法国军队对维持秩序无济于事，而只会加剧紧张局势。显然，叙利亚和黎巴嫩既经所有大国承认为独立自主国家，则除两国符合宪法规定的政府以外，没有其他任何权力能够对两国内部秩序负责。

英国外交次官于2月7日在下院指出，关键问题恰恰是：

法国将来同近东国家的关系这一更广泛的问题。它已宣布这些国家独立。该是怎样的关系问题，正是法国和这些国家之间本身需要协商的首要问题。但是，这种关系迟早必须以协定或某种解决办法确定下来。英王陛下政府的看法是，为此目的而进行的商谈越早举行越好。虽然争端很多，困难重重，但是我们相信，只要双方抱着适当谅解和克制的态度，这些问题是没有理由不会得到圆满解决的。

同时，我们有权希望双方都不支持可能对英国作战部管理的某一地区的安全会造成威胁的任何行动，或是可能破坏特种部队的忠诚和纪律的任何行动，这些特种部队是同盟国军队在中东的一个组成部分。

对此，他在14日还补充说：“这种商谈一定是要没有拘束的，不应为任何一方的武力威胁所阻碍，英王陛下政府的意旨乃是，为达到此目的，如果必要，将施加他们的影响。”

2月17日，丘吉尔和艾登在雅尔塔会议后回国途中，同叙利亚总统舒克里·库阿特利举行了会谈，在会谈中，丘吉尔（正如他后来向下院的报告中所说）使对方深深感到同法国和平解决的必要：“我们已说服近东国家开始谈判，这种谈判它们以往一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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