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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辑（第9页）

“*****”中正蹲“牛棚”，有一天来了两位外调人员，转弯抹角地启发我证明赵丹、吴祖光等开黑会的问题。我没的可说，那两人就火了：“不开会你怎么能拿到赵丹300元？怎么就按计划炮制‘大毒草’呢？好，有你交代的地方！”

第二天我又被拉上了斗争会，会前一位尖嘴猴腮的造反派对我说：“你小子直到如今没跟我们露过参加黑会的事，就以为我们不知道吗？连日期地点我们都掌握了，今天不交代清楚别想散会！”

虽然丢人，我也不想涂改历史，说我“跟造反派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照实说我是低头哈腰，老实承认了接受300元炮制“大毒草”的罪行。造反派问我还策划了什么大阴谋。我说用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腐蚀青年灵魂这阴谋够不小了，还要怎么大法。

造反派赏了我一顿大嘴巴子。

回到“牛棚”我想起王度芳的故事，简直想哭，因为我挨了顿嘴巴连吃碗炖肉出出气都办不到。

此事我和谁都没提过。我为我的认罪瞧不起自己，觉得对赵丹、祖光和宗江都欠着份情。

我读金庸

不久前从外地回北京，正赶上“2000北京金庸小说国际研讨会”开幕，很高兴。金庸先生是我喜欢和尊敬的作家。

参加会就要发言，但在多位大教授面前我有点胆怯，因为我只上过4年小学，我这个作家纯属瞎混出来的。上完4年初小我就参军了，日本投降后，部队送我到中学去学文化，我当兵当野了，在课堂上又坐不住。正好新四军文工团演戏需要小演员，到学校找人，见我会说国语，脸皮也厚，一个调令就成了文工团员。有小孩的剧目不多，没戏演就叫我趴在幕后念剧本给台上“提词”，人演一出戏我念一个剧本，一年下来肚子里就装了几个剧本，潜移默化会了点编故事写对话的技巧。演的多是秧歌剧，念唱词又给我打下点合辙押韵的基础。还养成了读书习惯。解放战争打响后到前线作火线鼓动工作，要求反应及时，现编现唱。受过正规艺术院校教育的大同志一时还没适应过来，我无意中学来的本事却派。上了用场。行军时看到走过来炊事班。队长说：“快，编几句快板鼓动一下。”大团员还没构思好提纲，我这顺口溜就数出来了：“同志们，走向前，前边来了炊事员。炊事员，真能干，又做菜来又做饭。战士们吃的饭菜香，又打鬼子又缴枪……”有个“火线报”的编辑在旁边听到了，叫我用纸写下来给他，他就拿在油印小报上印了出来，随后送来一斤生四个柿子算作稿费。不过说我写的错字太多，他花了不少力气修改，这稿费要两人分享！这就是我发表的处女作和今生第一笔稿费！我说这段话是想说明，我从事写作没受过正规训练，既没理论基础，也缺乏学识准备，纯粹是模仿读过的作品开始的！写快板如此，写小说也如此。

战争期间没别的消遣，有机会我就读小说。最早读的就是武侠小说！那时读书无处去借和买，只能在打扫战场时捡。军纪规定“一切缴获都归公”，破书烂纸公家不要，我捡来自己背着有空就看。国民党军队里有各色人，也有各色书。一场大战打完，战场上东一本西一本什么书都能遇到：欧美文学，苏联小说，传奇话本，武侠言情，霍桑探案，福尔摩斯……碰到什么捡什么。捡多了背不动，就要选择。我没有“政治挂帅”的觉悟，又没有深厚高雅的学问，惟一的选择标准就是“好看”！我捡到一本“十二金钱镖”，同时还捡到一本载有张爱玲小说的杂志“万象”。扔掉张爱玲留下“十二金钱镖”，完全没有政治原因。只是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养成了粗枝大叶爽快磊落的性格，张小姐那娇滴滴甜膩腻的情场琐事不对胃口，“十二金钱镖”行侠仗义刀光剑影读来倒精神振奋。那时我没学过文学理论，更不知道学术界对武侠小说是何评价，反觉得我们军队也像是铲除人间不公，解人民疾苦的大集体，并因此而自豪！

建国后我调到北京文联任编辑，刊物需要散文、小说，不用快板唱词，我就试着写小说，本钱也就靠多年的生活积累和读各类小说，包括武侠小说受到的技法启蒙。第一篇小说经赵树理同志的手发表后，他鼓励我继续写，为帮助我写作水平，他主动介绍一些书供我学习，头一次给我拿出来的书就是两本“七杀碑”！他说：“别管他的思想内容咋样，写作技巧可以学。懂得老百姓胃口，写出的书人们才爱看！”

我才知道树理大师把“群众爱看”挂在心头，他的小说才受到工农大众欢迎，于是我就把“好看”暗自定为自己努力方向。我心中的“好看”由两个部分组成，一是有趣，二是有益。“益”不只限于政治内容，在道德、文化、心理、感情以至知识等方面，只要能有助于辨别是非，惩恶扬善都算有益。总要叫人读过我的小说后他清楚啥叫好啥叫坏，做好人不当坏蛋！

因此，后来我读到金庸小说时，最大的感受就是它非常符合我这“好看”标准，既有趣又受益。

我个人认为，武侠小说是中国特有的一个小说品种。跟西方的骑士小说“侠盗罗宾汉”之类不同，也不同于日本的公案武士小说“捕物帖”。它主题单纯，情节离奇，结构奇特，想像丰富，武打技击，惩恶扬善！不管怎么说，多数武侠小说读完后，人们总是赞美崇敬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见义勇为舍身忘我的侠客，厌恶欺压善良、横行霸道的恶棍。有的武侠小说也完全可能给人些坏影响。因为“武侠小说”是一个品种，内容好坏影响如何要依这品种中具体作品而定。

由于文学观念和理论上的自我束缚，50年代开始，社会言情，武侠侦探之类的通俗小说在中国大陆销声匿迹了。日本人称作“大众文学”的小说品种恰在我们提倡“文学大众化”的时候退出了舞台。言情小说家张恨水改写“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也要拿到香港去发表；“十二金钱镖”的作者宫白羽专靠经营书店谋生。我们常用一个标准去衡量不同的品种小说。事实上除了高雅、严肃、有深刻思想内涵的纯文学小说外，还有一种不以作品思想载体为主，只供人们休息消遣的小说。这是两个不同的物种。出发点不同，素材来源不同，写法也不同，达到的目标也不同。用把尺子去衡量这两种不同产品，再由此决定“优胜劣汰”，包括武侠小说在内的通俗读物就消失了。

有些年我以为中国特产的武侠小说就此断种绝迹了，改革开放之后才知道，世界上凡有华人存在的地方，武侠小说就有市场，既有市场就有货源。大陆断档，港台接续。这时我才看到了金庸先生的作品。发现他不仅继承了中国武侠小说传统，而且有所突破、发展、提高。使这一品种文化品位起了质的变化，思想内涵有了深广扩大。而且好就好在他是按着这一品种本身的路子提高，不是也不想提高到成另一个品种上去！它是更好的“大众文学”而没有硬跻身于另一类文学，成为四不像。

金庸小说土洋结合，雅俗共赏。人物情节虽是无中生有以虚代实，却写得有鼻子有眼有趣味有学问。读者在消闲解闷中不知不觉增加了中华文化知识，历史知识，风土人情，最终导致我们对中华文化的热爱与尊重。

我认为这就是金庸的对中国文学的贡献！

我高兴能参加金庸先生的作品研讨会。

老顽童黄春明

读过台湾小说的都知道黄春明是个爱国的好作家，却不知他除去写作外还有许多好本事。

前不久在香港，晚上和太太一起看电视，把频道调到台湾中天电视台时，正好看见黄春明在一个大会上演讲。题目似乎是“要振兴中华必须首先发扬民族文化”，内容好，口才好，表情好，衣着也格外整齐。

估计那天台北的气温至少在30℃左右，从电视上看，在场听众大多只穿衬衫或T恤，而他却整整齐齐穿一套西装，领带打得非常严谨。于是就见他一边演讲一边滴汗，恰好说到最激动的刹那，汗流到眼睛里了，他不得不停住嘴，赶紧伸手抹眼。抹完眼不接着往下演讲，却朝台下四处张望，并大声问：“我太太坐在哪儿啊？太太，我脱了西装行不行？”

大概是看到太太在台下招手同意了吧，他这才大喘一口气，很快把西装上衣脱了下来，使劲扔到了地上去，并小声嘀咕说：“这么热的天，太太非叫我穿西装，真是的！”电视台麦克风非常好，把他这句话一字不落全播放了出来。

我忍不住大笑。不料这时我太太却发了话：“笑什么？你要好好跟黄春明学习，你看他多听太太的话！”我不服气，便说：“好。不过，要学春明我就全面都学，包括他演的杂技！”我这一说她不吭声了，因为这里有个典故。

去年秋季我和太太与春明夫妻及海外一批华文作家曾到云南采风，所到之处受到各少数民族同胞亲切接待。我们高兴之余都觉得年轻了30岁。用春明的话说，就是：“我们难得有‘客观疯’的机会！”

我们参加了许多篝火晚会，晚会多半在打谷场或野山坡上举行。上百人围着火堆席地而坐，大碗喝村民自酿的米酒，大块吃现杀的鱼和肉。与苗、瑶、彝、壮等民族兄弟姐妹一起唱歌跳舞，衣装不同却能融为一体，语言各异却又亲密无间。

有一天晚上的节目是苗族乡亲踩高跷。少数民族踩的跷比汉族的高，难度也大，看得我们鼓掌不止。高跷演完后各民族的姑娘小伙子们轮番表演节目，我们看得眼都直了，谁也没注意黄春明的动向。

一个节目演完之后，忽然人们眼光都朝出场口望去，我也朝那边看。不看还好，一看大惊，只见那里走上来一个3米多高、上尖下粗的东西来。走到灯光之下才看出，上边只有一个人头，下边却有四个人头。原来下边是左右各有两个人抱着一条上边绑了高跷的人的腿。于是，便八腿抬着两腿一点点往台上挪。上边那个人两手扶着下边人的脑袋，还左右摇晃，并发出像笑又像哭的叫声。直到这时人们才看清，那被捧在空中的不是别个，乃黄春明是也！

霎时间全场响起欢快的笑声，就在这笑声中，下边四个人欢呼一声同时撒手后退两步，黄春明就在尖叫声中扬起双手作要飞之状，只是没向上飞，而朝地下扑，似鞠躬又似磕头般趴着，直等抬他出来的少数民族兄弟当众替他解下绑在腿上的高跷，他才爬起身来，正正经经做了一个谢幕的姿势。

那天我太太也教导我，说：“瞧见没有，你们俩是这群人里最疯的。”

曲木阿呷

四川有句谚语：“清风雅雨建昌月”，建昌即今之凉山自治州首府西昌。

我第一次见到西昌，是1950年夏秋之间，胡宗南刚从西昌撤走三个月。我作为“中央西南民族访问团”先遣组从雅安骑马到达西昌，由此进入凉山，住在举行武装起义、配合我军击败地方军阀的彝族支头罗洪大英家。进山前，依上级指示，请当地有关部门为我们增派了两名翻译。一个是罗洪大英的弟弟罗正洪，是我们的地下工作者，罗大英起义就是由他策划的；另一个是一个叫曲木阿呷的小姑娘。

曲木阿呷那年十五六岁。在大家面前爱说笑会唱歌。但当她单独一个人时，脸上常常露出成年人才有的忧伤。那时凉山是个与外界隔离的奴隶社会，以血统分阶级。奴隶主是黑彝，也称“黑骨头”，尊称为“支头”；奴隶属于白彝，也叫白骨头，俗称“娃子”。一个奴隶主的领地加上奴隶就是一个独立家支。各家支之间互不统属。没有统一的领袖和统属。历代王朝任命的上司住在彝汉杂居的交界区，只管收租敛税，不干涉彝人内部事物。由中央政府派人进入凉山，我们是破天荒头一回。在北京，中央首长给我们交代的任务就是：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向少数民族慰问，宣传民族政策，促进民族大团结，解放全中国。历代统治者搞“大民族主义”给少数民族造成极大伤害。我们要以行动体现共产党“各民族一律平等”政策。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尊重其风俗习惯。至于各民族内部的改革工作，只能等该族人民自己觉悟，自己解决。我们只可帮助其思想发展，促进觉悟，决不越俎代庖。对彝族的方针，不管是奴隶主还是奴隶，只要拥护共产党拥护新人民政府，我们都视为同志。

在北京学习这条纪律时，觉得执行起来挺容易。到达凉山后才知道要经历多大的困难，要有多大克制能力。

我们看见最低等的奴隶没日没夜地干活，吃饭时却跟狗一起蹲在主人脚下捡主人扔下的土豆皮、野菜根充饥。主人对奴隶有生杀之权，出了错就可能遭到剁脚、挖眼等酷刑惩罚。一个老奴隶干活不慎弄坏工具，大腿被挑断一根筋，留下一条腿叫他好拄着棍给主人干活。看见这种情形，阿呷把头低得搭在胸上。

有一次我们路过一个奴隶市场，看到河边有几十个半裸奴隶按男、女、大、小分类蹲在地上。买主围着他们转，看上哪个就拉起来摸摸腿、打打胸，甚至指着地上一块大石头叫他扛起来跑两步，然后就跟卖主两人伸手比划着讨价还价。我问同去的彝胞是不是壮年男娃子最贵，他说不，成年男娃子最便宜，最贵的是女娃子，其次是小孩。我问为什么这样？他说：“母鸡不是也比公鸡贵吗？她能生小娃子呀！小娃子现成就可以干活。干几年还能卖。大娃子干几年就累垮了，再卖就没人要了。”

我们看得惊心动魄，曲木阿呷低头一言不发，眼里却满含着泪。我问她：“以前你见过这场面？”她说：“我就是白彝。爸爸受不了黑彝的折磨冒死逃出了凉山，逃到山外一个小县城，在旧县衙当了杂役，因为是官差，才没被抓回去斫断手脚。可我祖父母被分开照这样卖掉的……”她父亲在汉人居住的地方增长了见识，悟出个道理：奴隶要改变命运必须学知识，他省吃俭用也要叫孩子上学。阿呷的哥哥读过私塾后进了南京专收少数民族学生的“蒙藏学校”，她则起了个汉族名字，进了小学，成了有史以来第一批认识字的彝族女娃儿。她还说，罗洪家是黑彝，她不愿住在他家。只因为这是参加革命工作，她才忍住性子住进来。不过罗正洪这人挺好，很理解她的心情，总是有意地避开使她受刺激的场面。看来参加革命的黑彝也会变好。‘

在凉山工作几个月，完成任务要回北京时，传来中央民族学院招生的消息。曲木阿呷要求随我们到北京上学，几个月合作中她工作一直很出色，团长刘格子立即批准了她的要求。从这天起，阿呷脸上最后一缕愁云散尽了。我们骑马从西昌到雅安，再乘卡车从雅安到成都，然后经重庆、贵阳，直到长沙才换上火车。不论骑马还是乘车，一路都见她兴奋得发红的脸，听到她止不住的彝家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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