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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辑（第5页）

另一位是抗战时归国的华侨，原是文化人，后投身经济建设，当了某大钢铁厂的副经理。“*****”中我们一齐在盘锦劳动改造。那里是盐碱地，连可吃的野菜都找不着。伙食坏得难以下咽。有天夜班干活，休息时我看到他蹲在烧开水锅炉房偷偷在忙什么，我从他身后走过去一看，原来在用掏出来的火炭烧烤一只又肥又大的老鼠。一边烧烤一边oL盐。我叫他一声，他吓得急忙把老鼠揣进怀里，待看到是我，笑看骂道：“反动文人，臭老九，吓得我差点烫坏肚皮！”说着掏出老鼠来，吹着气说：“来，吃一口，难得的美味”！我叹了口气说：“我活得都不耐烦，你还有心思弄这个！”他笑笑说：“别人越想把你置之死地，你就越要活得快活些。现成的美味为什么不吃呢，补充点营养，挨斗也能多挺些时候……’

他落实政策后不久就去世了，虽然我吃东西从不以贵取胜，现在如果有人卖烤老鼠，再贵我也买一只，为了纪念他。纪念我们那段难忘的生活。

说住

说住以前有名俗语，“西洋房子中国菜”，意为二者都是拔尖之物。这话有待商量。中国烹调技术高，花样多，味道好，说中菜拔尖，可以首肯。但西洋房子跟中国房子各有长短，难分高下。举例来说：人不能与自然隔离。洋房楼高，只能在屋顶上建花园，窗台上摆盆栽。中国房子庭院居中，四周环列屋宇。门前种树，窗下栽花，房前良上宿燕，屋后池中养鱼，人就生活在自然环境之中。去国外访问，进了洋楼没有人指点你闹不清家长住那间屋，儿孙住何处。可林黛玉第一次进荣国府，一见贾母就迎上去抱头痛哭不怕认错人。因为在四合院中什么身份住什么房屋，有一定规制。林小姐注意到进入垂花门后，穿过一个过厅，来到两旁抄手游廊包围着的正房，才看到人们扶着一位白发太太走过来的。

洋楼拔地而起，挺立不群，有它独特的美。但多大规模，几多房舍，全部暴露在外人眼下。中国房子迎门树一道影壁，两盆夹竹桃遮住了庭院深深；谦虚中透着含蓄。这表现了东西方不同民族的性格差异。

四合院和旧式房舍，是封建社会大家族共居的产物。时代前进了，它已不合需要。平房为高层建筑所代替，势所必然。但高层也有照搬外洋和继承传统两种思路。北京帽儿胡同新建小区结构是现代的，外装修，轮廓线，平面布局则吸收传统建筑艺术之长，因而受到行家赞赏，住户欢迎，它继承了传统，又借鉴外国。

“安居”方可“乐业”，我国2000年要达到小康计划中，对人均住房面积标准，有具体规定，人们的居住面积总是会逐步解决。但有了居住空间不等于就“安居”，还看怎么装修，怎么使用，怎么建设居室内部的“小气候”。

在沿海渔村，我看到有的富裕渔民盖起别墅式洋房，内装修豪华，旧家具当木柴贱价卖给收废品的，花高价换上家具皮沙发，洋餐桌，组合柜。吃饭时则把饭菜放在玻璃茶几上，蹲在它旁边进餐。一是蹲惯了，二是怕把鱼刺掉在地毯上。

数十年前我在四川住过一家饭店，房内是雕刻精美的架子床，床前有人踏板。硬木八仙桌，中式靠背椅，八仙桌上陈设着笔墨纸砚，顶上悬着纱灯，一派书香典雅。近年再去发现改建成了高层标准了，以致使人弄不清这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

相反，我到美国一位大学校长家做客，看到他客厅隔断墙上镶了四块木雕构件，竟是中国太师椅子的椅背，他得意地告诉我这是在北京一个旧货摊上买的，每件只要20美元。（我估计小贩收购时，连椅子也花不了10美元）台北一家五星级酒店，出名的雅致。它大厅的顶棚是用多扇大陆农村的旧式大窗拼成的，在窗棂空隙处装暗灯。酒柜是大陆旧时杂货的老柜台柜前摆着老北京到处都有的大酒缸。老板来招呼我们，我问他这些东西那里来的？他说是从大陆购运来的，有人专门去大陆收购，一次运来好几船。他特别补充说：“这些在大陆算废旧物品，不是文物，完全合法”。

感到安慰的是，这些旧家具的艺术和民俗价值还有人承认并保存；看到我们把珍贵东西当废品卖了再花高价买普通西式家具，也有点遗憾。

我尊重各自的选择。肯在住上花工夫下本钱是改革开放带来的新气象，证明我们生活水平提高了，值得高兴。得到的一点启发是：居得安不安，不只决定于物质条件，还有精神因素。作为个人。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作为一个民族，什么叫美，怎么才算舒服，该有点共同性。

节俭，朴实不影响美观和适用，华丽奢侈也不见得就舒服。若能少花钱，得安居，何乐不为！

说行

本来我以为“行路难”只存在于老百姓身上。某地有谚：“县里干部两头平，区级干部帆布棚，乡级干部一百三十，村级干部两腿拧。”近年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普遍提高了一档，连一些富裕乡镇企业领导人都“两头平”了，该知足了吧？岂料不然。“两头平”还有国产车进口车之分，进口车又有丰田、福特、卡迪拉克之别。据说有的单位按级别不能买高档车，买了高档车不能立“户口”。他们就先买国产车，办下“户口”就来报废，贱价处理这车，然后在它的“户口”下换上进口高级车。所以近日报载，中央雷厉风行，要干部们在自律中把不按规定乘车作为相当重要的一个过失来检查。

这是听说的。看到的也有。去年随政协委员们到一个小县考察。县里合资企业发展很快，成绩显著，被视为成功典型。参观完与当地领导座谈，主人请一位欧洲裔委员发言，那位白肤蓝眼的中籍洋人用流利的普通话说：“我不想光说好话，怕你们不爱听！”主人当然表示欢迎批评。那位委员问：“你知道在外国什么样的人才坐那种车吗？大亨！资本家！一般人坐不起。厂里的工人干的是外国人不干的脏活累活，拿的是人家几十分之一的工钱，你们县是才奔小康，一个厂长就坐这样的车？我在外方代表面前替我们中国人不好意思！”在座的无不为这位爱国的同志感动！

前些天报上公布了各级干部用车的排气量标准。我不懂3．0、2．5等排气量实际的含义。猜想数字越大载重能力可能越强，载重能力大就标明坐车人有分量，便有人打肿脸充胖子，轻载搭重车。

细想一下，这倒是古已有之的现象。中国有皇帝的时候，皇上家里人谁乘什么车，当官的那一级官员乘什么轿，都有法律规定。不按标准乘用就叫“违制”，违制是要治罪的，这也不是中国独有，外国也照样。我在德国曾看见拿破仑1812年从莫斯科城下逃跑时乘的那辆马车，不仅豪华舒适，车上还带有厕所。洋朋友说这是皇帝才有的马车！只是拿破仑嫌马车跑得慢，怕被俄罗斯兵追上，才扔了它骑马逃走了。这辆马车就成了展览品。

中央在认真检查处理坐车中的不正之风，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尽管普通老百姓在“行”上的难题是另一些。

普通人出门都乘公共交通工具。旅客花钱乘车、乘船是购买交通工具的使用权和交通行业的服务权。按道理说旅客一买了票就取得了暂时主人的身份，而管理、服务人员则是受雇于旅客。但在旧社会，许多事是不讲道理的。操纵交通工具的大权在业主手里，乘不乘在你，走不走、怎么走在他。旅客处于被动地位。欺压旅客成为常事，所以旧中国有一句谚语：“车船店脚衙，无罪也该杀”。

新中国成立，换了制度。我国交通事业完全以为人民服务目的，工作人员都无私奉献。铁路加了许多条，公路扩展了许多里。民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连普通劳动人民也能空中旅行，用老北京的话说叫“老妈坐飞机，抖起来了”！中国人的“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不过，若拿树来作比方，光是“根本”变化，树梢上缺枝少叶，怕是不好乘凉的。我们这棵“行”的大树，枝枝节节大部分都好。只是还有“个别”，缺枝少叶的地方。虽然只是“个别”，可就够老百姓喝一壶的。

前两天单位有两位领导从南边回京，启程时是请当地机关从火车站买的软卧车票。到北京一出站，被查出票是假的！不仅被罚款，而且受了顿教训。虽然买票的钱被罚的钱全由国家报销，公家罚公家，互通有无。但叫人想不明白：凭手续，拿证明由办事机关从车站买来的票都假，此地车站买票到彼地车站挨罚，这错误叫乘客怎么改正法呢？

去年到老挝访问，同行的是两位某省老作家，都是鹤发童颜的老人了。不知什么原因，其候机室与别的国际航线不同，是在楼下一处小厅中。连水也无处喝。这也没什么，大家说闲话解闷就是，我就利用这时间跟大家谈有关出访事项。正谈到要维护国家尊严的问题，忽然一位比我儿辈还年轻的工作人员厉声喊道：“别聊了，到楼上找人去！”我奇怪地问：“我们的人都在这儿，去找谁？”他说：“你们的人齐就行了？还有别人呢？去，到楼上喊一下，把坐这班飞机的旅客都招呼下来，我要清点人数”！一刹那间我真以为又回到了红卫兵专政的时期。两个小时候到达万象，看到老挝有关领导人和我国大使都来迎接，有人就感叹地说：“都说在家千日好，出外一时难。咱们相反，一离开家就值钱了！”

可见光有交通工具，不等于中国人的“行”就进入了先进时代。在“行”的事情上，也得两个文明一起抓，而且两手都要硬。我还要说我们的交通业“根本”是好的“这只是枝节。

枝节好的我也见过。有次我送日本作家水上勉回日本，在上海候机。正坐着谈话，从外边走进四个穿着航空制服的“全日空”工作人员，手里捧着鲜花，直走到水上勉面前，啪的一声集体行礼，把花献到他面前说：“听说先生要乘我们飞机回国，我们感到非常荣幸。请接受我们的敬意……”水上勉马上眼圈都红了！连说：“从你们身上我感到祖国的温暖！”

我不是专找外国例子来贬低我们自己。我没有那么崇洋媚外。我不会忘记论根本还是我们好。只想说若枝节也好，会让人更愉快。

我们的民航也确实在改进。今年开***时，有位女委员发言给民航提了点意见，第二天民航部门的领导人就来了解情况，及时做了处理，不仅退了钱，还把那家公司领导也从外地召来赔礼道歉。这件事在政协委员中引起极大感动，大家为此增加了对民航业改进工作的信心。今天在这里我想借机表示敬意，并相信这种负责精神并不只是表现在政协委员身上，对所有乘客都一视同仁。

东安市场百年杂忆

游客到北京一定要去王府井。这条街算得老北京商业大街代表。王府井所以成为取得此荣耀，因为它有个东安市场。是北京城最早出现的现代商场。要问东安市场开张多少年了？不多不少，到今年正好100年。

市场开张100周年，本是喜庆事，只是要提起东安市场的产生过程又不得不联系到八国联军占领北京的耻辱，总让人有点别扭。

本来北京东城的商业集中地是东华门大街。它的东边是八旗兵的操练场，每天操练完毕，营官，管带们逛到这儿顺便买东西。往西走是紫禁城的东华门，文武官员上朝退班。骑马坐轿由此经过，看见喜欢的物件随手就买两件。大点的商户花钱送礼跟太监们套点关系，还可以混到块“腰牌”，带着商品到进宫去“串朝房”。太后老佛爷看上眼的东西，赐银子是不打价的。可是庚子年一场横祸，八国联军连烧带抢，把个北京城砸把得墙倒屋塌，连练兵场都给彻底毁坏蹋平了。

到了1903年，也就是光绪二十九年，卖国条约上签了字，换来了暂时和平，慈禧老佛爷从西安逃难回来，一看东华门大街已变成破砖烂瓦，作买卖就摊了几个地摊，既心酸又扫兴。不管割了多大地，赔了多少款，皇宫门口这点面子总还得维持呀！别的事先不管，立刻传旨修整京城市容。先把皇城根附近整修得像个样子。

要施工就得把摆小摊买卖家赶走！可是全赶跑了，宫里府里要用点什么东西找不到地方买也不行。最好把商贩们集中到一个地方，商家也有生意作，用家也有地方买。可上哪儿找这么大块地皮呢？还是老佛爷英明，一眼就看到了金鱼胡同南边被鬼子大炮轰毁的《练兵场》：八旗兵在那里练了几百年，都没经住洋枪洋炮，北京城被占了，《辛丑条约》也签了，练兵场还修个什么劲？再练也是白练。得了，干脆在这儿摆摊做买卖吧！一道令下，就把皇城根前摆小摊做买卖的全赶进了练兵场。虽然只是个市墟，可也要起个名字。地属东城，又求平安，就这么被逼出来个“东安市场”。

本来事出无奈，却是歪打正着，帝国主义用兵船洋炮打开中国大门同时，也给这个封闭保守的帝国带进来市场经济之风，商品社会之气。过了两年，中国最后一任封建王朝垮台了，最早出现的“东安市场”却旺盛了。

散落街头的小摊点，凑成一堆就成了大集市。摊越多越招客，客越多越引商，不到十年，形成了南北一条正街，东西四条胡同为骨架，以“畅观楼”，“丹桂茶园”，“东安楼”，“南花园”，“杂耍场”等商家为重点，有300多个行业，600多家商场和货摊的大商场。要购物，布匹服装、日用百货、玉器古玩、珠宝钻翠、应有尽有。想休闲，听戏，有吉祥，丹桂两家茶园，东西分立。老北京人泡上一壶茉莉香片，眼睛微闭，细品台上名角们的西皮二黄。丹桂的头牌是梨园名宿谭鑫培，吉祥的挑班是艺坛新秀梅兰芳。梅兰芳排头一次排时装戏“孽海波澜”，在这里一炮打响，天天客满。一时间吉祥的上座率竟超过了丹桂。谭老前辈既为梅的成功高兴也多少有点失落感。有天梅兰芳去西郊戒坛寺烧香，正好碰到谭鑫培在那里闲游，梅兰芳赶上去请安，谭老先生笑着说，“好啊，你小子又赶到我这来了”！

老北京的普通人最早品尝西餐，多半也是在东安市场。那里最早开了两家西餐厅。一家可能是跟天津联号的叫“其士林”，名气很大。一家本地创办的叫“国强”。这“国强”却有点洋为中用的劲头，卖的虽是西餐，布置保持中国茶楼原状。八仙桌，硬木椅，服务员穿白长衫，绝对保持民族风格。既然在这里完全体会不到西餐馆咖啡厅的风格情调，为什么其生意还挺红火呢？这可能跟中国人重视食品滋味多于餐饮环境有关。60年前在这里掌灶有位师傅，做德国菜非常拿手，据说北洋政府时的黎元洪总统，都专门骑马到这里来吃它的“铁排鸡”，“铁排杂伴”，饭后还加上一杯浓咖啡。

东安市场转眼间开业满百年了，外部建筑造型，内部经营品类，随时代改变，今天改建后已很难想象它当年的面貌。但人们会记住这里是北京人走向新潮生活的第一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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