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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68部分（第1页）

过新协商会议总名额的五分之一，抵抗运动里的人却仍然觉得他们是多余的，在“新法国”代表不了什么人。

的确，抵抗运动中许多不但任政治工作的人员——“左派”除外——责怪戴高乐错误估计了解放前夕的法国形势以及失去一个绝好的机会。他们认为1944年时他本来可以大大改造法国而不必流血，并可以通过带头领导革命运动而使共产党失去其立足点。总之，他们觉得他是过高估计了共产党人的影响，动辄把所有一切抵抗运动力量统统看作是危险的共产主义乱民；他们认为，戴高乐的这种看法同事实相差甚远，要是他能透过表面现象深入观察一下的话，他自己也会发现的。而且，他们这些人四年来一直在梦想有一个新的法兰西并一直在为之而斗争，在他们看来，戴高乐似乎一心想重建旧的社会秩序而不是要创立一个更好的新秩序，即使他所提出的一些进步措施——如煤矿、许多银行、广播事业、电力公司和航空公司的国有化，以及对战前所实行的飞机制造业和铁路国有化政策的追认等——似乎都不是衷心自发的表现，而只是一种对他所并不同情的社会舆论勉强作出的让步。

产生这种隔阂的根源可能是，虽然戴高乐并不真正具有极权主义的观点，但他却认识不到真正的民主是同政治上的多样性分不开的，政治上的多样性有助于防止权力过分集中在社会上的一部分人手中。这样，他自己就不时地试图取消政治上的多样性，建立起一种没有意见分歧的民主。虽然他一度鼓励过旧政党的复活，但到了1947年，当他打出他那个联盟（法兰西人民联盟）的旗号时，他又回复到了原来的立场，因为这个联盟虽然主要地是针对共产党的，实际上却旨在取代所有一切政党。

（二）共产党的崛起

人们很可以认为，戴高乐关于共产党威胁的看法，已由后来的事态发展所充分证明，尽管左派分子以及甚至连那些只有点自由思想的人都在竭力贬低这种看法。而且，还应该看到，戴高乐在采取组织他自己的党这样一种极端的步骤之前，曾表现出很大的耐心，作出过真诚努力，想通过一些老办法来达到大家克制的目的。他自己曾力图鼓励组成一个强大的中派集团来掌握左右两派势力之间的平衡，虽然他的一些更不妥协的助手们，如勒内·加比唐等，从一开始就认为左右两派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因而希望集合起一支强大的反共力量来为这种危险预先作好防范。此外，尽管抵抗运动里面有着各色各样的人，，成分异常庞杂，但事实仍然是，到大战结束时共产党已经成功地控制和渗透了该运动的很大一部分，比该党在全国拥有的支持所真正应得的大得多。如果考虑到共产党在法国最近的那段历史，这一成就越加显得非同小可了。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里，共产党遵循着莫斯科那条争取资产阶级自由派以共同抵制扩张中的法西斯主义的政策，在法国取得了很大进展。而且，撇开意识形态问题，光从政治、军事方面的权宜得失来看，苏联在当时确是法国人可以指望的唯一重要盟国，因为那时候英国的意向仍然显得非常暖昧，令人痛心疾首。再者，共产党人由于放弃了他们公开从事颠覆的国际性任务而代之以一种表面上是进步的、民族的立场，并同别的改良主义党派一起支持1936年的人民阵线政府，因而大大地增加了他们的追随者。由于上述这些理由，国际共产主义方面所提出的这一新的号召在法国就显得特别有力，特别能吸引人，因此，尽管在战前和战后有过暂时的挫折，也有过几次使人恍然大悟的“暴露”，但仍然对法国的命运发挥着强有力的影响，使法国成了比它的许多邻国都更有利于共产主义发展的肥沃土壤。这一事态发展中最耐人寻味的一点也许是，不但工人阶级，就连中产阶级的一些重要阶层最后也都觉得共产主义很有吸引力。这一趋势实在是同社会上另外一大批人的倾向于法西斯主义相对应的，因为它的根源也在于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人们对自由主义议会制度理论和实践普遍感到幻灭。

可是，在另一方面，1939年希特勒…斯大林条约的签订使共产党遭受到了一次突然的打击。在法国就象在其他各国一样，共产党除表示赞成外别无选择余地，虽然党员们都大为愕然，简直觉得无法相信。然后，紧接着这一打击而来的就是战争的爆发和共产党的被明令取缔。但尽管如此，共产党仍完整地保住了它最坚定的核心力量并在地下继续活动，它并没有失去什么重要的党员，虽然它的领袖莫里斯·多列士在法军中开了小差，逃往俄国去了。共产党的这种相当凄凉的处境，一直持续到1941年希特勒进攻俄国而又一次改变了它的处境时，才告结束。

俄国既遭到了进攻，斯大林就把这次战争称为“卫国战争”——开始时原是叫做“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的。当时法国的抵抗运动士气涣散，组织松弛；共产党虽然外表上暂时威望低落，其潜在力量却始终是组织得很好的。现在他们就用惊人的速度和精力抓到了很大一部分抵抗运动的控制权，但并没有公开地拿他们的共产党招牌来炫耀，却组织了一些所谓“无党派”的团体（他们在里边执掌着主要职位），从而建成了一个“民族阵线”，甚至把一些教会人士和政治上的右翼分子也都包罗在内。因为他们处处严格要求自己，领导、组织和战斗得都很出色，别的爱国者很难在他们身上找到什么东西可以挑剔。而且，斯大林于1943年5月24日解散了共产国际，这一姿态似乎表明——这也正是它的用意所在——没有必要担心苏联将来会干涉其盟国的国际事务。

也是在这同一年的同一个月（1943年5月），成立了全国抵抗委员会（CNR）来协调各个抵抗组织的行动。它的第一任主席让·穆兰（“马克斯”）被德国人逮捕杀害；他的继任者，是一个注定要在国家事务中担当日益重要的角色的人——乔治·皮杜尔。皮杜尔根本不是一个共产党人，这一事实当然可以证明抵抗运动并不完全是由共产党所控制的；但是共产党在全国抵抗委员会中确实扮演着一种双重的角色。他们一面通过其所控制的那些团体间接地从事活动（表面上他们控制这些团体只是为了组织方面的目的），而另一面又作为全国性运动中一个不同于其他团体的独立单位，保持着他们的特征和独立性，从而保持他们的“灵魂”完整无损，以备有朝一日他们可以卸去一切伪装而重新以其本来面目出现。

虽然好多人担心在德国人已被赶走、戴高乐的威信尚未确立的这一段混乱期间会发生共产党的政变，但莫斯科显然认为时机还未成熟，或者是对这样一种行动必然要引起军事上的麻烦有顾虑。的确，共产党人开始时是心甘情愿地服从戴高乐的，甚至当戴高乐把他们为了维持解放后法国国内治安而组织起来的爱国民警队解除武装时，他们虽然曾大声表示抗议，却还是俯首听命的。他们在解放以后所追求的目标，看来并不是在准备发动政变，而是宁愿通过合法方式扮演一个共和主义大政党的角色，充当这一悠久而光荣的法国传统的继承人。抱着这个目的，他们使自己的宣传巧妙地适应于社会上各个不同的阶级和阶层，他们的这种做法非常有成效，因而其党员人数从1944年的三十八万五千人发展到1945年的一百万人。共产党甚至愿意在戴高乐的临时政府中充当一个小角色，小心翼翼地避免对他作任何直接批评，并大事宣扬它要对法国的经济恢复作出贡献。这一点，它确是特别有条件做到的，因为，凭着它对工人的控制，它可以抑制罢工和劳资纠纷，可以使工人牢记保持高产的责任。于是，又象在大战临近爆发前那段时期中一样，共产党不得不再次在策略上从国际主义者变为民族主义者，从革命派变为宪政派，从不妥协者变为机会主义者。

而且，在莫斯科处理国际关系方面的不妥协态度还没有严重到令人无法容忍之前，要把苏联的对外政策说成是唯一和平的政策而把所有别的国家的政策都说成是“帝国主义”的，也是相当容易的。同情共产党的人回忆起当初法共在同民主派人士团结一致反对法西斯和纳粹分子，共同支持1936年民主阵线政府时所表现的姿态，而且相信，在慕尼黑那个时候，苏联方面的类似姿态遭到了法国和英国那些愚蠢而抱有偏见的政客们的无理拒绝，并因此引起了大战的爆发。在更近一些的往事中，他们更念念不忘共产党人在反对德国人占领的抵抗运动中所作出的惊人贡献。但在另一方面，他们却实用主义地忘掉了介乎这前后两件事之间的、苏联曾同希特勒缔结过一个条约的那段时期，再不然，他们也许用自己国家的政府和英国政府没有能对苏联表示更多的谅解为词而原谅了苏联的那个行动。的确，如果说“斯大林总是正确的”这一信条对于真正的党员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话，那末对于一个喜欢跟着别人跑的同情者来说，这信条也有着不容置疑的吸引力，因为这样可以省得他自己独立思考。

第三节　戴高乐的独裁统治

戴高乐的自由法国部队，来自法国国外，要指望它和长期来在国内拥有强大势力的抵抗运动部队实现统一整编而无摩擦，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何况上面已说过，由于盟国和法国本土的抵抗运动方面都对他抱有怀疑，戴高乐所扮演的角色特别微妙而且吃力不讨好。可是，尽管处境困难，他仍毫不犹豫地担负起了他自封的使命，不但当上了解放后极关紧要的最初几个月里的国家元首，而且成了当时和以后很长一段时期内法国政治中的枢轴和某种意义上的试金石。

1944年6月2日，在盟军登陆诺曼底之前四天，上年成立于阿尔及尔的民族解放委员会正式使用了“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的名称。但三大盟国对戴高乐在法国是否深孚众望仍有怀疑，因而犹豫着不想承认这一重大改变。不过，随着攻入法国的行动取得进展，这些疑虑也就消失，7月11日美国给予事实上的承认；接着在8月22日签订了一个关于民政事务方面的协议，同意法国临时政府有权任命法国整个内陆地区的官吏，但前沿地带仍置于盟军最高统帅的权力之下。10月23日，三大盟国都对临时政府予以法律上的承认。

戴高乐在打消了盟国的顾虑和担心之后，下一步就是要在他的政府中妥善安排他自己从伦敦和阿尔及尔带回来的部下和法国国内抵抗运动方面的人，使其相互间有一个适当的平衡。他很愿意承认这两方面都有一些正当的要求和愿望，但他总不免倾向于更倚重那些在他流亡的几年中一直为他所信任而又信任他的人。这一倾向在他的第一届政府中表现得很明显，其中过半数的成员都来自阿尔及尔，这就引起了抵抗运动派的不满，他们坚决要求改组。在改组后的所谓“举国一致政府”（1944年9月9日成立）中，在法国被占领时期始终留在国内的仍只有九名，作为对比，曾在阿尔及尔政府中担任过职务的却有十三名。当然，从技术上说，来自阿尔及尔的那些人中大多数也是抵抗运动的战士，因此，就抵抗运动作为一个整体来说，它在政府中的代表性已很大，可是那些一直留在国内的人，是天天冒着生命危险的——其中许多人冒这种危险达四年之久，他们总想不通，为什么来自阿尔及尔的人竟也可以和他们受到同样优待。不过，这个政府在其他方面确有广泛的基础。它包含了这样一些很不相同的人物，如年高德劭的前参议院议长朱尔·让纳内，他体现了“共和国的正统性”；前天主教报纸《黎明报》主编、全国抵抗委员会主席乔治·蓬皮杜，代表抵抗运动；共产党人夏尔·狄戎；社会党人阿德里安·蒂克西埃；贾德鲁将军；以及戴高乐的两个最忠诚的助手勒内·普利文和勒内·加比唐。

同时又把1943年最初设在阿尔及尔的那个临时协商会议加以改组和扩大，使能增加法国国内抵抗运动的代表名额。会议总名额从一百零二名增加到二百四十八名，全国抵抗委员会的十九个委员全部加入了会议，而抵抗运动中的各个组织也各自派出它们的代表。有意义的是，代表战前国民议会的名额虽从二十名增加到六十名，但这些代表的入选是严格地以1940年时曾投票反对授予贝当全权的这一有名动议为前提的。自然，这一协商会议未经人民授命，不能象正式的议会那样行事，它只能起到谘询机关的作用。在临时政府有所谘询时，它有责任提出意见；政府虽然在有关财政问题上必须征求它的意见，但不一定要听从它的建议，政府不但掌握着行政权，而且掌握着全部立法权。

的确，在随后的十四个月内——从1944年9月到1945年11月——法国政府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独裁政府——虽然这个独裁是人们自愿接受的，而不是强加的。戴高乐拥有无限的权力，除他自愿设置的一些限制外，不受任何约束；他的部长们又都是他一手提拔任命的，只对他一个人效忠负责。但尽管如此，戴高乐的态度始终是完全“正确”的。他到巴黎后两周，就许下诺言说，一等到法国全部解放，所有被俘和被放逐的人都得到遣返后，立刻举行制宪会议的选举。但二百万被俘和被放逐者的返回祖国，不可避免地是要花很长时间的，因此，这也就意味着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是不可能会有制订新宪法的任何尝试的。的确，事后回顾起来，鉴于围绕着新宪法和制订新宪法的机构而展开的斗争引起了长时间的剧烈争吵和幻灭外，许多法国人反而觉得当初这位将军如果不是这样严格地拘泥于形式，而是索性就恢复第三共和国，或者毫不迟延地就召开制宪会议，倒还好些。也可以这样说：延迟成立制宪会议，就使得独裁统治的时期成为必要，而这无论如何可能会对新的共和国、对新共和国所由产生的审议工作，产生可疑的不良影响。

对戴高乐的权力和威信的第一个考验，发生在怎样处理法国国内抵抗运动中通常称为“马基”（更正式的名称是“法兰西国内军”）的那些非正规部队的地位和最后归宿这一棘手问题上。在诺曼底登陆前夕，戴高乐作了一个姿态，承认国内军为法国陆军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当然丝毫也没有能使德国人改变其对待“马基”的行径；但是戴高乐之所以受到责备却并不在此，而在于他没有能够说服盟国让“马基”得到更多的武器。在伦敦和阿尔及尔的法国当局被人们——特别是共产党人——指责为奉行看风使舵的机会主义政策。实际上，正如戴高乐于1944年7月25日在协商会议上所指出的，6月和7月间输送给他们的武器为以往任何一个月份的七倍；但在那时法兰西国内军的实际兵员数已经——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增加了两倍。后来，国内军由于在配合盟军攻入法境从事敌后活动方面起过重要而可贵的作用，因而也许很自然地把自己看作是法国新军的核心而不愿交出他们的武器。但戴高乐早已有了大量来自北非的部队（大部分是由美国武装和装备起来的），而且他作为一个职业军人，厌恶那种关于用非正规的、大部分受到共产党宣传影响的游击队来建立新军的想法。因此政府决定取消“法兰西国内军”的独立地位，把它并入陆军。这一决定在受到影响的那些人中引起了一些抗议，但还没有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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