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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弼 书生的报复（第1页）

王弼小时候在家没事干，就读书。本来准备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当个大官，没想到读书读成了个书呆子。小天才腹有诗书，唯我独尊，冲得不得了。他少年时代有几个好朋友：钟会、荀融和王黎。除了钟会之外，王弼跟另外两个都闹翻了。

当时，丁谧和何晏争夺权力，结果把本来内定了王弼的黄门侍郎的位置给了王黎，让王弼去做了活儿重、品级又低的尚书郎。王弼知道了之后气得要死，一辈子不理王黎。而他和荀融闹翻的原因更离奇，只是一场关于“圣人有情还是无情”的辩论。可见，王弼这家伙，只要惹他不爽，不管什么人都能撕破脸皮，完全不会韬光养晦。难怪当时很多人都不喜欢他，认为他好高骛远，自己尚书台的活干不好，还嫉妒别人。

但是，正始年间正是哲学沙龙盛行的好时候，像他这样情商为零的人也有人喜欢。

王弼的第一次亮相是在裴徽的沙龙上，当时探讨的问题是圣人知不知道“无”这个东西。这话题本来没多大价值，只是崇尚老庄的玄学家们为了与仁厚家攀亲带故而已。从西汉起延续了三百多年的“独尊儒术”让孔子的圣人地位不可撼动。玄学家们崇敬的老子、庄子，虽然也很有名，但是只能算君子，地位不如孔子。玄学家们要搞“自由无为”至上，首先得把孔子收编成和他们这个系统兼容的人。于是裴徽就问了，你们玄学家不是说“无”是宇宙的本原吗？为什么孔圣人从来不说无啊无的，但是老子他们这些人却喜欢把它挂在嘴边呢？

王弼说，因为圣人知道这回事情，把它理解得透彻，所以无对于他们就是家常便饭，根本不用专门拿出来说。老子他们半瓶子水晃荡，一知半解的，所以就老是无啊无的。

王弼一句话，儒家就和道家成了一体两面。追求虚无人生境界的玄学家和追求实效的事功一派实际上就成了“同志们”。这也是王弼辛辛苦苦地注了《老子》又注《周易》的原因。这两部经典就是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王弼装的最新鲜，所以就成了魏晋第一。

王弼的身世足够复杂，也足够显赫。王弼的爷爷是王凯，基本就是个路人甲。他一辈子最成功的事迹就是娶了一个天上掉下来的老婆：刘表本该嫁给王粲的女儿。所以，王弼的太祖父就是前三国时代的荆州牧刘表，荆州学派的代表人物。这帮人喜欢搞古文经的研究，他们不像当时流行的今文经派一样热衷于给字作注释，相反，他们治学的重点在于疏通儒家经典当中蕴含的义理。荆州学派这种治学的风格也成为一种传统深植于王家的血液中。王弼的父亲是王业，也是个路人甲，却没想到横空飞来一个厉害的死爸爸：王粲死了之后，他的两个儿子参加了反对曹操的“魏讽案”，曹丕为了拍他老爸马屁，雷厉风行地杀了王粲两个儿子，让王粲绝了后。后来，曹丕成了皇帝，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就把王业过继给了王粲。于是王弼有了个新爷爷。这个爷爷的好处是，给他留下了一大堆的珍本，其中有好多是蔡邕在南方搞到的善本——别人看不到的书，王弼家里满坑满谷。他能看得起谁呀？

少年成名让王弼本来就满满的骄傲变成“老子天下第一”的自负，他相信自己在哲学上孤独求败，自然也就对别人的质疑不耐烦得很。他的好朋友荀融是荀彧的侄孙子，颍川荀氏的世族贵公子。荀融的身世才华没一样比王弼差，自然也有点目中无人。当时公开辩论是种习惯。所以当王弼注的《周易》“大衍义”一条出版，荀融就写了篇对其中的“圣人有情论”进行质疑的论文作为贺文。本来是学术上的切磋，没想到，王弼一看很生气，认为荀融是砸场子，撸起袖子就给荀融写了封公开信，说道：“夫明足以寻极幽微，而不能去自然之性。颜子之量，孔父之所预在，然遇之不能无乐，丧之不能无哀。又常狭斯人，以为未能以情从理者也，而今乃知自然之不可革。足下之量，虽已定乎胸怀之内，然而隔逾旬朔，何其相思之多乎？故知尼父之于颜子，可以无大过矣。”

大意是，洞察事情的根本不能让人丢掉自然给的天性。以孔子这样的圣人，见到颜回不能控制自己的欣喜之情，颜回死了仰天长叹悲痛不已。有些狭隘的人，认为这是因为情感不能被理智所管束。现在应该知道，这是因为人的天性不能更改。像你这样的牛人，虽然已经修炼得特别有理性，但是和心上人相隔十天半个月，也不能抑制自己的相思之苦。可见，孔子对颜回的丰富感情，总算不是个大过失。

王弼的这封公开信不仅讽刺了荀融，还把人家的私事当做八卦给公开了。荀融当然被气得七窍生烟，拂袖绝交。

上天造人，能量守恒。他在哲学上开了一扇大门，必然在其他地方只留下一扇小小的窗，王弼的政治才能就是那扇窗。王弼就任尚书郎之后，曾有一次面见曹爽陈述自己执政思路的机会，可他却拉着曹爽谈了一堆哲学问题。不要说曹爽智商比较普通，就是曹爽的思维能力达到王弼的水平，王弼也不可能得到重用。政治哲学是被政治家供起来的形而上，而真正统治国家，执政者要问的是术——别告诉他为什么，只要说怎么做就好。可在王弼这里，这简直就是对他卓越才华和思维能力的侮辱。

果然，不久，尚书郎王弼也没干出个所以然来，回家了。在一个官本位的国家，王弼这样的后半生基本就是没戏了：没权、没钱、没社会地位。所以这么一个大天才，在《三国志》里居然只在裴松之的注脚里收录了何邵所写的三百多字的王弼小传——史家颇为势利，纯书生没多少地位。

但是，纯书生自有他报复的办法。西汉那个在《史记》里只能在儒林列传中露脸的董仲舒，公务员没考上之后回家捣鼓出的“天人感应”之说影响了后代谶纬学的发展。一直到王弼的时代，人们解释天象依然习惯性地和人道联系起来。董仲舒帮助汉王朝走向集权的顶点。之后的皇帝，每当经过西安城墙边董仲舒的墓时都要下马致敬，以至于后世以下马陵来命名这个地方。没钱、没权、没社会地位的董仲舒为汉武帝从理论根本上解决了汉初政令不出长安城的大问题。

你不带我玩我自己也能玩，并且一定比你们玩得好，这就是书生的报复了。后来在清朝，有个叫严可均的又用董仲舒的办法嘲笑了一回抛弃他的朝廷：嘉庆十三年朝廷开全唐文馆，召集了一票读书人辑录《全唐文》，独独没理会这个早在十几岁就饱读诗书名贯乡里的大才子。严可均也没去求爷爷告奶奶，只是走到《全唐文》办公室前嘿嘿冷笑两声拂袖而去。后来，他关在书房里发奋若干年，写出来一套七百四十六卷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收书三千余家，每个被辑录的人都有简介。朝廷公办的编辑部只编出来一个朝代，严可均一个人把这之前的都包了，用行动表示了自己的抗议：你们连我一个脚趾头都比不上。

而这个叫王弼的小年轻，完成了几代人皓首穷经都没有解决的问题。他二十三岁就死了，但他留下了完整的对《周易》和《老子》的注解，直接扭转了之后中国政治的走向。

没错，就是中国政治。历史上，中国的哲学其实并不真的关心世界到底是由原子还是气构成的，而是养育政府的胡萝卜和大棒的沃土，为收买人心和打砸抢烧提供理论基础。而王弼，为这种政治服务提供了最灵活的理论解释。王弼之后，有一回晋武帝占卜，算他们司马家能有多少代皇帝，算出来一个最差的数字：一。司马炎又气又怕差点吐血。乐广就说了，王弼曾经说过，一是数字的开始，是万物的极致。立刻就把一个大凶卦空口白牙变成了大吉卦。

九泉之下的傲娇小青年王弼挥着羽毛扇子微微一笑，看呐，吸收古代的政治智慧，搞坑蒙拐骗，还得靠我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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