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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例不可开（第1页）

所谓“南中”，并非正式行政区划，而只是一个地理名词，大致囊括了后世的云南全省，贵州省大部，以及广西、缅甸、老挝的各一部分。这地方气候湿热、丛林茂密、交通不便、户口稀少，而且还汉夷杂处，几乎跟化外之地也没有多大区别。

南中地并入中国，基本上还是西汉武帝时候的事情，东汉将之归属益州管辖。益州十二郡（包括属国），南面的越嶲郡、越嶲属国、犍为属国、牂牁郡、益州郡、永昌郡，就都属于广义的“南中”范畴，其疆域几乎占了益州的一半儿，户口却还不到五分之一。

——所谓“属国”，有点儿类似于后世的“民族自治区”。益州三个属国，其中蜀郡属国安置羌人，其余二属国安置各种夷人，统称“西南夷”。

南中地区的“西南夷”种类很多，人数就比例而言也超过其半，但真正在地方上掌握大权的，却多为汉人豪强——也就是武帝通西南以后才迁入的，仗着有文化、有心眼儿，又方便跟地方官员沟通，很快便势力膨胀起来。比方说益州郡豪强雍闿，就自称为汉初什方侯雍齿之后。

刘备曾经用秦宓之谋，遣关羽、徐庶率师以收南中，所到处倒也势若破竹。问题关云长此人向来吃软不吃硬，雍闿等豪酋不敢与之相抗，纷纷表示臣服，进贡了不少粮秣物资，所谓“伸手不打笑面人”，蜀军也就由得他们继续统治地方啦——顶多空降点儿官员去镇守各郡郡治而已。所以关羽南中之战，几乎就如同巡视一般，所杀不肯服从的大小豪酋还不足十数，杀掳汉夷军民数千人，南中的政治格局则基本上毫无改变。

其实倒也不能苛责关羽，在原本历史上，换了诸葛亮南征，也大致是这么干的。只是当时背反的豪酋不在少数，所以杀人多一点儿，事后局面也更稳定一点儿罢了。诸葛亮为了从南中地区大规模搜集物资，以支持他的北伐事业。把胆敢冒出头来造反的雍闿、朱褒等汉豪全都砍了，但对于夷人孟获等，则以羁縻为主。虽然换来一句“南人不复反也”，也只是空口白话而已，即便诸葛亮在世的时候。南中汉夷骚乱都从未停息过，等他死后，更是其势汹汹，

然而夷人骚乱和汉人造反，也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夷人大多没啥长远眼光，只求能够自主掌控本乡本土，不受汉官欺压而已，即便往外打，基本上也跑不多远。汉豪则不同，有文化、有知识。也时常与外界勾通，不闹事则罢，一闹事必然酿成一郡甚至数郡的大动乱。

在原本历史上，雍闿就曾经闹出过相当大的乱子，杀死益州郡太守正昂，还把继任的张裔直接绑起来押送东吴去了。其后他又跟朱褒、高定、孟获等联合，基本上除了王伉、吕凯固守的永昌郡外，大半个南中全都背反蜀汉——在这种情况下，诸葛亮不南征也不成啊。

是勋当然是记得这一出的，他还记得。引诱雍闿作乱的正是交趾郡守士燮，而作乱的缘由，是刘备率师东征，结果在夷陵大败。旋殁于白帝城中。雍闿一瞧，老头子都死啦，再跟着刘家没啥前途啊，既然自己的地盘儿跟东吴所属荆州、交州都比较近，蜀军又是被吴军打败的……那我不如便听从士府君所言，降了吴吧！

于是孙权便遥署雍闿为永昌太守。

如今是勋照抄剧本儿。建议让交州刺史步骘通过士燮去联络雍闿，许以高官显爵和厚利，要他背反蜀汉。如今三分天下，魏已有二，西蜀则一分都不够，即便益州郡再如何偏远，雍闿也是了解这种局势的，而且曹魏既得交、广，循江而上，也很容易打到南中去，那么以利诱之，以势逼之，就不怕雍闿不从命啦。

是勋在朝堂上拍胸脯保证：“雍闿素怀野心，不服刘氏，又与士燮有旧，必可说而动也。”我有前世掌握的史书在手，洞彻其心如同反掌观文啊——即便历史已被改变，不信那小山沟里一介豪强，未涉天下大局，就能突然间长疵了，不再是原本雍闿的性格了。

果然，雍闿不但表示愿意归从曹魏，还暗中勾连了牂牁太守朱褒、同郡汉豪爨习、越嶲汉豪刘胄，以及越嶲夷王高定、狼岑等，一起上奏求封——只要答应我们的条件，那么魏军在北方一动手，我们就立刻在南方起兵呼应，两路夹击，攻灭蜀汉。

当然啦，所谓“南北呼应，两路夹击”云云，没人真对此抱有期望，你们真能在南中作乱，牵制一部分蜀汉的精力和兵力，消耗一部分刘备的物资供应，那就足够了。

步骘建议，可以任命雍闿为永昌郡守，爨习为益州郡守，刘胄为越巂郡守，分南中地为夷州，以朱褒为夷州刺史，至于高定、狼岑等夷酋，亦各授予一郡的佐职。

朝议以为不可——分南中为夷州没有问题，但州刺史这般高官，必须由中央空降，不能落在地方豪强手中，朱褒还是继续当他的牂牁郡守吧，不过可以加一侯号，以为褒美。诸酋并可荫一子侄入朝为郎——说白了是要他们递交人质。

可是南中诸酋的条件并不仅仅这些而已，最重要的一条，是希望能得世职，也就是可以子子孙孙，把官职和土地一直继承下去。本来秦汉是没有世职一说的，但汉末天下大乱，各地刺史、郡守往往传位子侄，就此形成惯例——比方说刘焉死了，蜀中群僚“公推”其子刘璋继任益州牧；袁绍死了，袁谭、袁尚争当冀州牧；孙策是会稽太守，死后将其职传给了兄弟孙权……

所以南中诸酋也想照此先例，我先求一个官儿，等死以后，还可以传诸子孙。

群臣都认为此小事耳，反正那地方偏远荒蛮，中原士人也不乐意跑去当官儿，他们想传之子孙，就暂且答应了吧。要在先定其心，乃可用其为助。至于其子孙是否不肖，是否忠诚，那是将来的事情，到时候再说不迟。

然而独有是勋站将出来。态度坚定地表示反对：“若予世职，何异乎割地使王？彼子孙传承，雄踞郡县，根基日厚，恐将来非朝廷之吏。而为藩臣，或如句丽为乱，不可不虑也。”

礼部尚书王朗辩解道：“太尉虑之过深矣。今日羁縻之，不过欲其挟击刘备耳，非久计也。”咱可以给他们世职，但世职也不是说永不可免的，等到攻取了益州，天下大定，那时候找什么借口抹掉他们不行啊。

是勋摇头道：“景兴但见其一，不见其二。诸侯可袭也。以酬功赏之子孙；吏职不可袭也，要在朝廷治理地方。实至固然名归，而名至实或踵迹——若使其久镇一方，开此先例，四方蛮夷皆效仿之，实贻祸后世之举！”

关键是这个先例不能开。汉末州郡官吏世袭，只有其实，而无其名，表面上还算遵从了选官的惯例，由上一任长官或其群属推举出下一任长官。再向朝廷报备——就跟后来袁世凯称帝前先修改约法，下任大总统由上任大总统提名一样，虽然为的是父子相继，但绝对不肯明说。

既然不肯明说。那就是不成制度，只是俗例，随时都可以运用朝廷的权威来将之打破。可是一旦给了世职，允其世袭，那就是成其制度，将来必有效仿——一样于国家有大功。为啥他们就可以父子传承，我就必须一任而迁？恶例一开，后面就刹不住车啦。

唐代开始实施羁縻州制度，允许偏远地区的少数民族自治，其长官也由部族头人世袭，到了元代发展成为土司制度，从而使得在汉代就被纳入中国疆域的西南地区分裂倾向日益严重。那么唐代为什么要搞那一套呢？端由中原长年争乱，西南地区本来就呈半独立状态，其后吐蕃崛起，为了使西南各部归唐而不从蕃，乃被迫为之——其结果就是出了一个南诏，后来又出大理，连续数百年独立于中原政权之外，到了明朝没办法，只好继续沿用土司制。

土司制度乃是中原王朝无奈而设，对于王朝的统一造成强力逆动，因此而产生的大规模反乱也层出不穷。而如今西南方向并没有什么强国可以威胁到中原王朝的统治——当然要在攻灭刘备以后——就提前几百年搞这一套，那可必然是会贻祸子孙的呀！说不定因此而再过一千多年，云贵地区就根本独立于中国政权之外了——就跟后世的越南一般。

中国自秦代开始大一统，实行中央集权，但老实说，即便以始皇的无上权威再加天才创意，也不可能彻底推翻传承了近千年的封建诸侯制度。即以汉代为例，各郡长官就其在任所的权力而言，近乎诸侯，中央政权的垂直管理体系非常粗放。只是社会架构虽然进两步、退一步，总体而言还是向完善的中央集权挺进的，逮至明清，终于达到顶峰。

所以是勋认为，大一统的集权是中国历史发展趋势，要是跟西欧一般仍然延续封建体系，乃无强汉，更无盛唐，对于这一趋势，自己是必须要加以保护的。地方自治是因应通讯和交通的落后而不得不为之举，而并不是说必须如此，现实必须承认，但不可成其为制度，一旦制度化便封闭了向前发展的途径。

说白了，我可以默认你自治，但不能明令允许你自治。

因此他才站出来否决西南豪酋的世职请求，说：“彼欲世世富贵不堕，乃可赐以名爵，至于吏职，断不容袭！”各地官吏三年一任——当然可以连任——而边远地区的郡县长官往往多任不换，甚至一直当到死，等到身故后，朝廷出于安定考虑，也可能继续任命其子侄继任，但这是从权之举，不是明定的制度，更不可能提前向他们做出承诺。

群臣多觉得是太尉有点多事儿，逐一站出来加以辩驳，问题他们谁都没有是勋的口才便给，纷纷败下阵来。曹操则觉得，事儿又不大，吵什么吵啊？既然是勋如此坚持，就卖他一个面子也无不可嘛——再说事关制度问题，确实是勋比较有经验，有想法，其言或可听也。

因此就问是勋：“然则皆封其侯乎？”那侯爵也太不值钱了吧？

是勋高举笏版，禀奏道：“若陛下以为不可封侯，乃可命以新爵也。”（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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