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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国桢同志篇传记与自述（第2页）

1928年7月，渭华起义失败。乔国桢奉命化装脱险到达天津，找到党组织，担任中共顺直省委平汉、平绥铁路秘密交通。1929年1月，乔国桢被中共顺直省委任命为井陉县委书记，在横西矿当矿工，发动组织工人运动。

1929年6月，乔国桢改任唐山市委委员兼组织，负责工运、军运工作。乔国桢到唐山林西矿、赵各庄开展工运工作，化名高成，住在工人杨永福家中，白天下矿劳动，晚上与工人促膝谈心。一天，他从矿井刚上来，听说工人正在与黄色工会头子辩论，脸也顾不得洗，马上赶到现场，挺身而出，驳得对方哑口无言。他用大量事实揭露黄色工会每月收工人千元会费，不给工人办事的骗人把戏，提出应由工人查账，进而改组黄色工会的主张，得到工人们的拥护。这场斗争的胜利使林西矿工人更加团结一致，向矿主要求提高工资待遇。乔国桢注意在斗争中培养工运骨干，从工人中发展了20多名党员，建立了中共林西矿支部。

1929年11月，乔国桢在南岭工房十三号工人贾永发家中召开纪念十月革命会议，被敌人发觉，第三次被捕，押送唐山，监禁在国民党市党部。乔国桢化名焦复生，据理坚持斗争，七天后的一个深夜，乘敌人警戒松弛，机智翻墙脱险，但双腿跌伤，忍痛拄着棍子离开唐山，回到天津。党组织安排他隐蔽养伤，半个月后被派到天津下边区（即纱厂区）任区委书记，不久又调任天津市总工会书记、中共顺直省委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

天津是华北地区最大的商业城市，河东、河北、租界和下边四个区委，都归中共顺直省委直接领导。下边区工人比较集中，党的秘密机关设在河东，乔国桢则住在租界，不论去机关开会还是到工厂巡视，往返都有30里路程。他有时坐人力车，有时手中没钱，拄着拐杖步行，从未因自己腿伤而耽误工作。因经费奇缺，他常常一天只能吃上两个烧饼或一个窝窝头，有时身无分文，饿着肚子奔忙。工作做完了，才找到周铁忠，请她熬点稀饭喝。战友们关心他，他说:“我饿点不要紧，我的工作比你们轻，你们要下车间干活，饿了是不行的啊!”

当时，“左”倾错误路线在中央占主导地位，错误估计革命形势，从中央到地方成立各级行动委员会，准备在全国举行总暴动。省委也布置“五一”节发动游行示威、飞行集会、罢工罢课。乔国桢与张明远交换看法。乔国桢认为敌人强大，群众工作薄弱，在天津不具备举行罢工和暴动的条件，应扎实做好基层群众工作。但他从组织原则上，还是执行中央和省委的有关决定。

乔国桢派周铁忠①到宝成纱厂工作，并通过周铁忠指导工人运动。有天晚上，他在下边区工作到深夜，无法回市区，在叫

①周铁忠，中共党员，乔国桢的爱人。早年投入长沙学生运动，加入北伐军，参加过南昌起义、海陆丰暴动。在天津，当过北方局交通，参加工人运动不幸被捕入狱，表现坚强不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天津市纺织工业局工作，曾任政协天津市委特邀委员。

纱厂工人张玉的门时，被巡捕发觉。一刹那，警笛直鸣，情况危急。乔国桢急中生智，打开周铁忠的家门，躲避追捕，才化险为夷。第二天早晨，周铁忠下班后见乔国桢在屋内，觉得奇怪。乔国桢说明了夜间的险情，周铁忠深为感动，决定与乔国桢结为革命伴侣。他们结婚后，在郑庄子的海河对面小刘庄，找了一间房子，既是秘密住处，也是党的秘密联络点。三星期后，周铁忠不幸被捕。乔国桢一边通过组织积极营救，一边坚持斗争，利用小刘庄秘密住处达半年之久。

1930年4月29日，乔国桢在天津杨庄子三十二号开会时，因叛徒出卖第四次被捕，关押在天津巡捕局。他化名高子香，一身农民打扮，用关中话巧妙地回答敌人说:“我是从陕西乡下来找亲友谋生的。”敌人严刑拷问，他始终不改口供。敌人无奈，按政治嫌疑犯，判他有期徒刑一年，囚禁在天津小西关河北省第三监狱。

当时，三监已有中共秘密支部，书记是傅茂公（彭真），委员有郭宗鉴、詹大权、叶玉文、卢福坦（狱中名韩振明）。乔国桢入狱后，担任了支部的组织工作。狱中难友的思想比较混乱，有人提出“夺取武装，暴动出狱”的冒险主张，有人则消极地提出停止活动，“等刑满出狱后再讲斗争”。乔国桢积极协助傅茂公等党组织负责人，做难友们的思想工作。他利用放风的机会，对那些持冒险主张的同志说:“监狱外边还有高墙，暴动出狱一定会造成严重损失。我们党员是战斗员，要抓紧一切时机进行合法斗争。”对个别思想消极的难友，则鼓励他们提高斗争勇气，使党支部制定的监狱斗争任务和策略，得以贯彻落实。

5月30日，政治犯提出改善伙食、去掉脚镣、白天放风、改善医疗条件、允许购书、购报等八项书面要求，催促狱方答复。中共三监支部提出:这些合法要求如果遭拒绝，就进行绝食斗争，并强调了绝食后的纪律:不许单独复食，不许超出规定范围砸门毁物，不许乱喊乱闹，不许向监狱泄露政治犯内部情况和斗争计划。接着，党支部通过写密信和亲属探监两条渠道，将狱中斗争计划上报省委，争取社会舆论和各界力量的声援。

6月中旬，狱中难友魏振华因患重病得不到治疗而逝世。噩耗传开，同志们异常气愤。党支部因势利导，一面向狱方要求开追悼会，尽快答应八项要求;一面向难友做思想工作，使全体政治犯认识到只有团结斗争，才能生存下去;并决定绝食一餐，以示哀悼和向狱方示威。十多天过去了，监狱方面对政治犯的要求拒不答复，监狱党支部遂决定7月2日开始绝食。乔国桢组织孙振武等同志书写了80多封信，分寄中外通讯社、报馆和部分大学，呼吁社会各界声援第三监狱的绝食斗争。

绝食的第一天，监狱长把一部分政治犯关押在单人牢房，将傅茂公、叶玉文、李运昌、李光汉等20多人转往陆军监狱，妄图用分散转移的办法达到破坏绝食斗争的目的。党支部要求留在第三监狱各监房的负责人做好难友思想工作，击破敌人的阴谋。乔国桢利用上厕所、打水等机会，向大家传达支部要求，鼓励大家坚持斗争。

敌人的阴谋被挫败，绝食斗争坚持进行。第五天，在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下，天津市主薄曾延毅害怕事态扩大，急忙带随从到第三监狱同政治犯谈判，表示答应政治犯提出的八条要求。乔国桢等提出要派代表到陆军监狱看望傅茂公等人，并征求他们的意见。经过争执，乔国桢等终于坐上汽车来到陆军监狱。傅茂公等听了汇报，认为八项要求警方基本答应，可以复食。随之，第一次绝食宣告结束。由于绝食斗争的胜利，政治犯去掉了脚镣，吃到了细粮和蔬菜;白天牢门不关，政治犯可以互访交谈，做操，跑步;家属探望次数增加，报刊、书籍检查放宽。

因傅茂公等仍关押在陆军监狱，三监的中共支部干事会改选，乔国桢任书记，张明远（高子林）、金城、刘慎之（刘振邦）等为干事。党支部总结了绝食斗争胜利的经验，要求大家提高警惕，随时准备应付敌人反扑，同时组织文化组和理论组，请老同志讲党的历史，请人讲政治经济学和哲学，以提高理论水平和斗争能力。

9月初，监狱长更换，敌人果然寻找机会报复。16日，共产党员张宗信，因患肺病得不到治疗，惨死狱中。政治犯悲愤交加，推举代表同狱方交涉，要求向死者遗体告别，尽快实现许诺的要求。狱方竟悍然宣布取消各种待遇，把代表关入单人牢房。17日晨，牢房门不开，政治犯重新带上脚镣，饮食也恢复到极坏水平。

乔国桢和张明远商议后，决定即日起开始第二次绝食斗争，提出:“反对监狱虐待”、“恢复被取消的生活待遇”等要求;同时将这一决定秘密上报省委，并投稿《大公报》，揭露狱方虐待政治犯的罪行。敌人阴谋败露，被迫于第四天重新打开牢房，送回单独监禁的同志，恢复了上次绝食斗争后得到的各项待遇。

党支部十分重视难友的学习，设立政治理论、文化、外文组，个人根据自己的水平和爱好，选读马列著作，学习文化知识;请懂军事的同志讲解军事常识和作战要领。乔国桢带领大家做早操，进行简易军事操练。党支部发展了几名新党员和几名新团员，还培养了几名积极分子。乔国桢强调团结全体政治犯，如反阎（锡山）派、黄色工会小头目、搞保皇复辟活动的“龙虎军”等，共同进行改善生活待遇的斗争。他严肃批评脱离实际、主张开始作各种准备工作、创造越狱条件的盲动思潮，以统一思想，善于斗争。

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罗章龙进行分裂党的活动，组织“中央非研讨组员会”。中共河北省委也有人跟着成立“第二省委”，并通知第三监狱党支部归他们领导。乔国桢立即召开支委扩大会议，做出坚决不承认“第二省委”、要求立即解散“第二省委”的决议。乔国桢秘密写了一份报告，交给高子林出狱后带给中共河北省委。省委批转了这一报告，表扬第三监狱党支部做得好。出狱后，有人拉他支持“第二省委”，他毫不留情地批评，同时做细致的工作，使部分同志认识错误，离开“第二省委”，回到党的怀抱，投入新的战斗。

在狱中，乔国桢饥病交加，瘦得皮包骨头。敌人为报复他，把他和有肺病的人关押在一起，染上了肺病。但他从不考虑个人得失和身体好坏，经常乐呵呵地指着牢房墙壁上那幅铅笔画———列宁像。说:“你们看，列宁活啦!他要下来指导咱们斗争啦!”

乔国桢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感动着每一个难友。大家看他个子高，脸黑，又有一双炯炯发光的大眼睛，便亲切地给他起了个绰号———“大黑塔”，意思是黑夜的灯塔。他的斗争精神和领导艺术，他的斗争经验和灵活作风，给难友们以很大的鼓舞和启迪。

（三）

1931年5月15日，乔国桢刑满出狱，到北平向中共河北省委汇报监狱斗争情况并要求分配任务。河北省委为加强对少数民族地区革命运动的指导，派他以省委特派员的身份去内蒙古工作。正当乔国桢筹集路费、准备出发时，党内出现叛徒，使省委、省军委、团省委三个系统和北平市委遭到极大破坏，省委书记殷鉴和薄一波、乔国桢、刘澜涛、杨献珍、张友清、赵镈等200多同志被敌逮捕。乔国桢被关押在奉系军阀管辖的东北宪兵司令部看守所，地点在北平鼓楼后门桥北的帽儿胡同。

敌人妄图彻底破坏中共的北方组织。审讯时，让李天明等老叛徒主审，廖划平（曾任中共河北省委军委书记）等新叛徒在旁作证，并施用“指以劝降”、“严刑拷打”、“枪毙恐吓”三项法西斯手段，折磨摧残被捕的共产党人。乔国桢在敌人的法庭上大义凛然，怒斥叛徒。刽子手们将他的手脚捆绑，用杠子压腿肚子，他仍坚贞不屈。当无计可施的敌人用枪毙威胁他时，他视死如归，面不改色，始终坚不吐实。

不久，宪兵司令部对60多位难友判了重刑，有的甚至判了死刑。乔国桢被押上卡车，送到设在府右街南口的国民党海陆空副总司令行营军法处，与薄一波、刘澜涛、张友清等40多名政治犯关在一起。在这里，乔国桢与薄一波等利用行营军法处和宪兵司令部的矛盾，趁叛徒留在宪兵司令部还没有到军法处对质的机会，在审讯中把问题全推到叛徒身上;凡是因叛徒指认暴露了党员身份、但敌人还没有搞到证据的人，全部翻供;被敌人抓到证据的人，判了重刑的争取减轻，被判死刑的争取改为有期徒刑。经过机智的“翻供”斗争，不少同志减了刑。乔国桢改判八年徒刑，被送到草岚子监狱服刑。

草岚子监狱牢房阴森潮湿，卫生条件极差，饮食极坏。乔国桢戴几斤重的脚镣，被折磨得肺病复发，由于得不到医治，病情一天天加重。监狱长怕肺病传染，更怕乔国桢病死了不好向上司交差，只好批准他保外就医，条件是随叫随到。

在陕西同乡的帮助下，乔国桢先到北平美国人办的协和医院诊治。他的肺病已是晚期，医院拒绝收留;后在党组织的关怀下，去北平西山卧床休养。养病期间，乔国桢为党组织接转各种重要关系和文件，并为培养党的青年干部尽心竭力。1932年11月，乔国桢病稍好，被派往上海中央。后病又大发，被中央送往济总养病和浏河惠中医院疗养。终因上海党中央组织遭破坏，又回北平。1933年，当他得知杨虎城大统领有意让南汉宸从樱花国回国的情况后，让赵和民写信给南汉宸，催其迅速回国做杨虎城的统战工作。南汉宸回国后，乔国桢专程拜访，商量讨论如何在西北军中开展工作等问题。1934年8月，乔国桢病情好转，河北省委移到天津。北平市委遭破坏，他组织几位同志，督促他们筹建市委;10月，市委成立，他把市委工作介绍给河北省委，为北平市委重建做出贡献。

1935年5月22日，北平市委再次遭破坏。宪兵在香山四王府南鲍家窑（又名丁家花园）五号养病处搜捕到乔国桢和蒙仲穆，将他们囚禁在北平市公安局。6月20日，警方又将乔国桢和蒙仲穆押回西山养病处，派一名巡官和两名巡捕日夜看守。7月26日深夜12时左右，两名巡捕正在酣睡，乔国桢在病友蒙仲穆的协助下，吃力地从后纱窗钻出逃走。他身体虚弱，三个小时才艰难地走了五里路，到玉泉山已经筋疲力尽，躺在地里休息了一会，直到凌晨5时才艰难地走到万寿山南窑后村。他在村中雇了一头驴，骑到清华大学找党的关系。适值学校放暑假，没能找到相识的同志，又坐人力车绕德胜门进入市区，新市委的关系也没有接上。他心急如焚，病友给的五元钱花完了，向友人段泽生老太太借了五块大洋，坐火车赶到天津找省委接头。但省委已经搬迁，暗语变更，仍未如愿，只好返回北平。

北平不能久留。乔国桢考虑再三，决定回陕西寻找党组织，他向朋友冯素梅借了25块钱，乘火车到西安，经同乡知己辗转介绍，终于在杨虎城宪兵营找到中共地下组织。他喜出望外，将被捕和脱险情况写成密信，向军委留沪办事处做了汇报，并要求重新分配工作。在等待上级党组织指示期间，他在西安南五台山休养。

11月，上海来信，派乔国桢赴天津执行联络任务。不料，抵天津刚下火车，因疲劳过度，肺病再次复发，大口吐血，昏迷一整夜不醒。党组织立即派人送他到一家私立医院治疗，后转往北平西郊罗道庄休养。

1937年6月，乔国桢的妻子周铁忠来北平，要求留丈夫身边照料。乔国桢说:“你应该到党的工作岗位上去。我患肺病，会传染的，你不能留在我的身边。”他看到周铁忠时常流泪，便嗔怪道:“革命人掉泪不怕羞”。他十分思念寄养在湖南的小女儿，但每当周铁忠提起家庭和孩子时，却总是说:“革命胜利再谈吧!”

7月7日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爆发。乔国桢于7月9日移居北平市区，抱病投入救亡运动。他听说东北大学的学生找不到出路，民国大学的学生集体坐着哭。他躺在床上想办法，让周铁忠到民国大学、中国大学、朝阳大学等大学做工作，鼓励他们化装离开北平，到山西和陕西。那些大学生认为乔国桢讲的话是良药，给他们指明了道路，纷纷离开北平。听了周铁忠的报告，他每天八九点都统计离开北平的人数，精心为抗战和党的事业做了力所能及的输送青年工作。北平沦陷后，樱花国巡捕于9月25日突然搜查了乔国桢夫妇的住处，北平党组织决定他们撤离北平。他们和胡锡奎绕道天津、青岛、济南、徐州，于10月抵达西安。经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驻陕办事处（简称西安“八办”）接上组织关系后，他的肺病又犯，吐血，经组织安排，先住院治疗。10月20日由周铁忠陪同，乔国桢去南五台寺庙养病。到了南五台，他吩咐给周铁忠另找地方住，他对周铁忠说:“大姐，我们要看长远，现在组织上给我养病，我不下决心休养，我俩同住一屋会影响我的休息，你能不爱护我吗?”从此，乔国桢不叫，周铁忠不能进他的房间。后来，组织上决定乔国桢到苏国治病，先到延安办手续。由于周铁忠的党组织关系没有接上，她不能陪乔国桢到延安。夫妻又要分离，周铁忠掉了眼泪，乔国桢表示:“顶多两年来接你们母子。”周铁忠说:“你共产党员要言行一致。”乔回答说:“有孩子就有你。”乔接着说:“共产党员，就是烧成了灰，也仍然是共产党员。”“我担心的不是你的组织问题，就是现在我不能帮助你，怕你把孩子丢了!”周铁忠实践诺言，她怀孕后，住在南县弟弟家，生了儿子乔石。在抗日战争中带着儿女转移到湘西，找了份教师工作养家糊口，抗战胜利后回到南县。1949年8月南县解放，周铁忠参加革命工作，把乔国桢烈士的子女交给湖南省委组织部，再转交中央组织部，由组织抚养送他们上大学，毕业后安排工作，现都从大学离退休，其子女分布在国内外。周铁忠在邓颖超、薄一波、安子文、帅孟奇的关心下，由中央组织部审查后，1952年重新入党。根据她的要求，被安排到天津华北纺织工业管理局（后为天津市纺织工业管理局）人事处工作，曾担任政协天津市委特邀委员。

经西安“八办”处长伍云甫安排，乔国桢于1938年3月2日启程，3月5日晚到达延安。3月24日，他向中共中央组织部写了书面报告，汇报“我在党的履历、病情、近来传说我的几件事情、我的要求和×××的事”五个方面情况。他要求党中央审查他的历史，并要求送他到苏国医治肺病，以便“早日重返前线去工作。”

在延安期间，乔国桢于1938年初夏到桥儿沟中央党校医务所治疗肺病。1939年春，乔国桢乘坐苏国运输机来到迪化（即后来的乌鲁木齐），住在羊毛湖招待所。

1939年8月，乔国桢乘飞机经阿拉木图抵达莫斯科，住在莫斯科南30公里的“苦极乐”松林别墅疗养。不久，他在莫斯科医院做了左肺切除23的手术。1940年，乔国桢转到克里米亚的肺病疗养院休养，身体恢复较快。他每天坚持学习，坚持走路，开始不超过医生规定的一公里，后来逐渐超过一公里。

1941年春，乔国桢与杨之华（瞿秋白夫人）、苏兆征夫人、瞿独伊等从苏国回国，回到迪化（乌鲁木齐）。由于国民党以重兵封锁了陕甘宁边区，马明方、张子意、乔国桢、李握如等暂时难以返回延安，经陈潭秋请示中共中央同意，决定他们留在疆域，协助八路军办事处工作。

1942年9月17日，疆域军阀盛世才背信弃义，假造罪名，以“督办请谈话”为名，把陈潭秋、毛泽民等秘密软禁在邱公馆;乔国桢、张子意、马明方等也被软禁在八户梁大院一个临时“招待所”。他参加党组织安排的整风学习和革命气节教育。陈潭秋让乔国桢、李宗林等同志介绍监狱情况、斗争经验和注意事项。他说:“时间是宝贵的，我们只要活着，就应该学习和战斗。自己上进心的软弱，就是对敌人的松懈。敌人喜欢疲疲沓沓，消极萎糜。大家要增强斗志，坚定信心，准备迎接任何考验。”

旭神记  凌爷你媳妇马甲惊翻天了  冥境之锋  用尽一切奔向你  毕业十年起伏录  在武道世界当法师  化金  造个系统当主宰  重生之盖世豪商  创造游戏当外挂  Gaia盖亚  改命东风  斗破之我有系统面板  开局就是神豪  毗奈耶之匙  异度清算  驱魔人的自我修养  苍穹归途  他自人间来  神级高手在都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