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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章 艰难求职（第1页）

傅斯年处于这样的一个相互砥砺的环境之中，他本人对于知识又极是贪婪，似乎是来者不拒。欧洲留学七年，使他学业迅速的长进，不仅在许多基本的学科里获得了有用的知识，就是比较专门、冷僻的学科也有所涉猎。

了解他的人知道，他学习的专业还是有重点的，也可以说是围绕着一个中心，就是文史。而他对知识的选择，其实也是有他的考虑的。比如，为了探求学术研究的方法，而研究数理化。只是，有一段时间曾致力于地质学的研究，大家好像不是很理解。

有一次，他和罗家伦、毛子水等同学在柏林康德街四号中国餐馆吃晚饭，傅斯年进去时夹了一个重重的书包，几位同学拿了一翻检，竟是厚厚三本一部的地质学，平时不好开玩笑的毛子水，对此书有所了解，幽默地说：“这部书是博而寡要，傅孟真读他是‘劳而无功’。”傅斯年当时气得直跳。但是，联系到后来考古殷墟挖掘，用心的人会明白，傅斯年其实是有备而来的。

傅斯年等公费留学生，按说在留学期间应该是衣食无忧的，其实不然。当时国内正是南北分裂、军阀混战时期，各派势力忙于争权夺利，哪有人想到在国外辛苦求学的学子呢？《中国留学教育史》记述了当时的情况：“民国八、九年至民国十三、四年，军阀祸国，财政收入皆充内战之费，一般正当支出，因而无着，国内之欠薪累累，国外留学生之所费，无法汇出。”

陈寅恪的女儿曾回忆说：“父亲在德国留学期间，官费停寄，经济来源断绝，父亲仍坚持学习，每天一早买少量最便宜的面包，去图书馆度过一天，常常整日没正式进餐。”

傅斯年的情况比陈寅恪更差。因为傅斯年祖父母在其留学期间先后去世，只剩老母弱弟等人，他们自己生活尚无着落，自然无力接济远在国外的傅斯年，因此，傅斯年在国外几乎是忍饥挨饿。

他曾写信给在法国留学的刘半农，叙述经济的困难，信中说：“中国自有留学生以来，从未遭此大劫。”

而刘半农的情况更糟，他当时已是五口之家，妻子和三个孩子都在身边，除了学业上的费用，一家人还要生活。

他给傅斯年的回信说：“可怜我，竟是自有生以后从未罹此奇穷大苦也。”

傅斯年在写给罗家伦、何思源等人的信中，也多次谈到因生活费无着，东借西挪，几乎断炊的窘状。“幸与老陈（指陈寅恪）定了一约，他先把二十镑之马克给我，我交了学费及他种零费，借给一位更穷的朋友三十马克，交了这月房钱，今天只剩下四个半马克，愁得这两天无以为计也。”

不久，又在致罗家伦、何思源的信中告诉他们自己的官费已无望，从此生活更无着落，信中说：“月中穷不可言，特别糟者是今后全无办法，山东学费已全无望矣。”

在致罗、何二人的另一封信中写道：“五月中旬连吃四日干面包，实在不免于夜间流涕。”现在“又有火炉子费，又交学费，故实是十分节省，每日吃饭在二马克与三马克之间，未曾看戏一次”。

在德国留学期间，尽管傅斯年的生活极为艰苦，但他依旧买书，赵元任妻子杨步伟说，“大战后因德国马克正低，这些书呆子就转到德国去，大买德国的各种书籍，有的终日连饭都不好好地吃，只想买书，傅斯年大约是其中的一个。”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日，傅斯年从德国回国抵达上海。

首先的要务是求职。这位少年成名的饱学之士，求职之路并不顺畅。据他一九二六年十一月致罗家伦的两封信，至少考虑了八个去处，但四处碰壁，十分失落沮丧。

首选是母校北大。他自称“如‘茫茫之狗’者留在上海，岂不都是为了对于北大之忠诚？”

一九二六年“三?一八”惨案后，北京政治氛围肃杀，师生人人自危。北大也是元气大伤，代理校长蒋梦麟和教授鲁迅、朱家骅等被北洋军阀列入拟通缉的黑名单；蒋梦麟、胡适、鲁迅、马叙伦、刘半农、顾孟余、朱家骅、马寅初、王世杰等教授难以容身，纷纷“走为上”。此时傅斯年不可能获得北大教职，不可能献身虎口，而且他也明确与蔡元培共进退，“蔡先生不到北大，故我也不去北大”。

其次，考虑去清华。“托朋友于燕京或清华弄几点钟对付着为生”，但他心思缜密，盘算去清华有“三难”：其一，对自己缺乏信心。“我很想先自己整理一年再去，因彼处我畏王静庵君（王国维），梁（梁启超）非我所畏（陈陈寅恪）我所敬，亦非所畏。”

当时，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三人和赵元任并称为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

其二，时机不对。学期已过大半，清华“开学久，功课定”。

其三，说不出口。赵元任曾邀他去清华任教，他因想进北大，“故辞之”。现在北大进不去，他不愿吃“回头草”，再向赵开口想进清华，“我最无颜去说”；也不愿向陈寅恪开口求荐，因陈“本是不管闲事的，最不宜奉扰”。

其实他是多虑了。据吴宓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六日的日记，当天陈寅恪与清华大学教务长梅贻琦商谈，聘傅斯年任清华教授。可见他的朋友也在为他四处奔走。只是各处也有实际情况，没有明确结果，不便相告。

再次，考虑去厦大。邀请他去厦大的顾颉刚只是个人愿望，只是说说而已，并未实际操作，“未曾早与人接洽，今乃空着”。这件事顾颉刚看来做得不靠谱，不仅误导了傅斯年，而且耽误了时间。

第四，考虑去东大。但他有三个顾虑：其一，“张贼（指张学良）来，大家走路”。其二，“无预备，教国文，甚有所虑”。他解释，此时“对旧学问之见解，实如涌泉”，但适宜做研究，如上讲堂开课，则一时有困难。其三，不愿过多麻烦朋友。因为东北大学如聘请他为国文科教授，“既超出预算，且可致别科闲话”。

第五，考虑去杭州。蔡元培邀请他去杭州，“我以为蔡先生事必是蓬莱楼阁”，意思是还只停留在设想阶段，所以没去，相信蔡元培“可以谅解我不就”。

第六，考虑去中法大学。一九二零年十月，在勤工俭学的法文预备学校基础上，汪精卫、吴稚晖、李石曾、蔡元培等人创办北京中法大学。傅斯年对法大的分量并不满意，所以没有立即答应去，更没有作为职业首选。

第七，考虑无奈从军。“看来此事只有两路，一仍去北京、清华、或法大（他们找我），一则弃书佩剑。”

第八，考虑做野鸡教员。他向罗家伦感慨，“四方八面，都有不可去不能去之势”。“只有在上海做野鸡教员，此虽痛心，且对付一时！”甚至自嘲不如自杀，“日内方知此地野鸡教书匠之苦恼，实不如自尽之为愈也”。

最后傅斯年依靠北大的人脉，去了中山大学。

一九二六年七月，广东大学更名为中山大学。

八月，朱家骅任中山大学校务副主任委员、代理校务委员长。他大刀阔斧整顿中大，原来的四百多名教职员，五分之四被免职，只剩下七十多人，师资严重不足。

十月二十二日，中大校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决定，延聘国内知名学者来校任教。

朱家骅在《悼亡友傅孟真先生》中回忆，为充实中大文学院，他与校务委员长戴季陶、副委员长顾孟余商量后，聘三十岁的傅斯年，任中山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兼国文系主任、历史系主任。

得知消息后，傅斯年大喜过望。在赴任之前傅斯年又一次回到聊城，这是他最后一次回故乡。他把聊城看了个遍——曾经的学校，曾经的家，老城墙，光岳楼，包子铺……他慢慢行着，仿佛要把这一切都带走似的。他离开时还是懵懂少年，如今十几年过去了，他已是青年才俊，故乡没有变，变的只有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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